大医者，经世以谋立，致用以济众

    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得到启发。
      ——张伯礼
 

人物介绍:

    张伯礼，1948年2月26日出生于天津市，原籍河北省宁晋县。1982年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
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工程师，科技部“中药现代化产业基地建设”专家组长，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会执委兼中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客座教授或荣誉教授，同时担任《天津中医药》、《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环球中医药》、《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等20余种国内外期刊的主编或编委。

岂曰“在野”，中医可以大有为

    1月中旬的北京城，风是寒冷的，天空有些阴霾。前往中国中医科学院采访张伯礼院士的路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医科学院”究竟怎样一副模样？毕竟，在当今中国，中医有些靠边，有些落寞，因而，作为中医最高“学府”的中医科学院也有些神秘的色彩。
    在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当我们抵临中国中医科学院时，迎面所见的是一派令人肃然起敬的景象——这里，一座外观庄重的“殿堂”前，右侧是“医圣”张仲景的塑像，左侧是“药王”孙思邈的塑像，中华历史文化的崇高与厚重在此得以彰显。
    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崇敬之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不少中华同胞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似乎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认为外国的什么都比中国的好。随着西医传入中国，留学日、美、英、德的大批西医也相继回国，西医逐渐完全控制了中国卫生行政管理权，医学院校毕业生大量涌入西医大军，社会舆论也逐渐倾向于西医，中医则被扣上了落后、不科学的帽子。
    虽为原创，延脉千载，西医在朝，中医在野，如之奈何？
    然而，我们将要面对的采访人物——张伯礼，可以用他的中医实践和业绩对上述现象说“不”！
    检索各种相关资料，我们知道，身为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荣膺“天津市最有影响力的劳模”之誉；
    张高丽任天津市委书记时，向全市发出“向张伯礼同志学习”的号召。
    身为一介中医，张伯礼竟然承担了国家“七五”至“十五”重大攻关等项目40余项，先后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973）两个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剂配伍规律研究》首席科学家，科技部“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重大专项总专家组成员，参加中医药现代化顶层设计，主持和参加起草了全国《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等文件，共获国家级科技奖励6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20余项，授权专利20余项。
    身为一名中医教育工作者，张伯礼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专著10余部。培养出站博士后、毕业博、硕士研究生160余名，指导的3篇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荣誉，1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荣誉。
    身为一名中医临床实践者，张伯礼在中医药防治冠心病、中风、痴呆等重大疾病方面有丰富经验，临床疗效显著，深受广大患者爱戴。他主持血管性痴呆（VD）系统研究，首次制定了血管性痴呆证类分型标准和按平台、波动、下滑三期证治方案；创立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了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的作用机制；采用大样本临床流调方法，首次明确了中风病中医证候和先兆症动态演变规律，开展了中风病急性期常用治疗方法比较研究，建立了综合治疗方案，提高了临床疗效，并被推广应用；开展全国第一个中医药对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循证研究，建立中医药循证评价系列方法和关键技术，为客观评价中医药疗效奠定了方法学基础，促进了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的整体提升。
    身为一名中药现代化开发者，张伯礼提出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理念，研制系列中成药二次开发关键技术，主持改造中成药30余个，新增年产值30亿元，提升了中成药科技含量，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他主持建立“中药注射剂产学研合作组织”、“现代中药产学研联盟”等转化医学机构，建立全国第一家中医工程研究所，开展中医舌诊客观化研究，开拓了中医工程学研究新领域。
    在防治SARS中，张伯礼担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总指挥，组建中医医疗队，开辟中医病区，应用中医药在控制病情恶化、改善症状、稳定血氧饱和度、激素停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总结的SARS发病特点和症候特征、病机及治疗方案，被WHO颁布的《SARS中医治疗方案》收录，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8年，张伯礼主持制定《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在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开展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和中医学专业认证，对规范中医办学、保证教育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制定了世界中医学教育史上第一个国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中医师前）教育标准（草案）》，提交首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讨论通过，2009年获得审议通过，推动了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和标准化。
    这是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可敬老者，虽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仍坚持每周出门诊。接触过张伯礼的人都说，他没有专家架子，对病人永远都是那么耐心细致、和蔼可亲。
    有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实例。一次，张伯礼看完门诊，刚走出诊室就被一位病人家属拦住，家属哭着说：“我们从农村来，没挂上号，他得了肺癌，花了2万多元也不见好，快撑不住了。”张伯礼忙把病人让进诊室，仔细询问病情，查阅各种检查报告，发现病人虽然消瘦且剧烈呛咳，但CT、支气管镜检查没有肯定结果，由此判断病人的呛咳很可能是服用降压药物副作用引起的。他给病人调整降压药，开了中药汤剂。一周后，病人症状明显改善，又过了一段时间全面康复。病人家属拉着张伯礼的手，感激地说：“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我的人生格言，是做患者可以托付生命的人。”张伯礼说，“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得到启发。”
    “我的最大心愿是培养出一批超越我的学生。”为此，张伯礼捐出“何梁何利奖”、“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百篇优博指导教师奖”40多万元，设立“勇搏”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中医学，按照许嘉璐副委员长给中医科学院的题词——“历万载圆融辨证永为宗”，堪称博大精深。张伯礼深为所悟，感慨期许：“大理至简，简而惠众，我们可以用现代语言更确切地表达中医药的基础理论。”
    张伯礼认为，所谓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有中医药“现代话”的认识，中医药基础理论用现代语言的表述分为深、浅两个层次——
    浅层次或者初步阶段，是可以尝试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用现代的通俗语言来解释。如在和其他学科的学者讲“症候”这个名词时，可以解释成“人体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包括自觉症状，一些可以检查到的体征，包括望、切、闻的检查诊断结果，并按中医理论去分析、归类成一种特定的中医病理状态。这样解释，其他学科的学者一般都能听懂，这就构成交流的基础。
    而深层次的表述，应该是通过实践研究，揭示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观察认识人体的生命科学。中医药学与西医学具有等同的科学价值，而且最具原创思维。原创思维加上高科技，往往会得到原创性成果。从这点看，中医药是一个伟大宝库，是当代生命科学研究的创新源泉，值得深入研究。
    四十载皓首穷经，孜孜以求。今日的中医界掌门人张伯礼，于中医学，深入浅出，得之真谛。他说：“中医药学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注重整体观念，形神一体；重视人体状态和自我感受；采用辩证理论，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采用中药、针灸、按摩、食疗、气功等综合治疗方法，在用药上讲究多种药物配合，七情和合，减毒增效。国内外生命科学界已经开始重视这些现象，引起了世界的‘中药’热，各国卫生行政部门重视传统中药，并积极与我国进行交流沟通。”
    采访结束之际，张伯礼一言概之：“全球共享中医药，服务人类健康，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

抱朴见素，其归于道。其道，乃医道，乃世道
——张伯礼访谈录

    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医药作为大健康产业正在兴起，在这方面，尽管国家没有相对明确的规划，但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势不可当，去年产值已达一万亿元。
    科技部部长万钢说，虽然这一万亿元很厉害，但更重要的是种药综合效益好：一是提高农民收入，种粮食每亩收入只有三五百元，而种药每亩收入可达2000元左右；二是改善生态环境，一片荒山种药后可以变成一片绿野，拿沂蒙山孟良崮地区种植的金银花来说，金银花是“苦命”的，越是恶劣的环境长出来的东西就越好，这是中药的抗逆性，相反，大田大水出的药，由于病虫害困扰，药效就不太好；三是中药产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可以吸纳很多人就业。中医药作为大健康产业，对于安排就业，改变产业结构，让农民就地脱贫致富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总体来说，就是它的综合效益比较好。
    卫生部2012年10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医药医院占全国的4%，中医医务人员占6%，中医药拨款占6%多，而中医承担的工作量却是10%多，这还没有算上基层。事实上，越到基层，中医所承担的工作量比例就越高。以上是在“以药养医”模式的前提下，若是把“以药养医”模式废除的话，中医在医院结构中所承担的比例会更高。“以药养医”现象必须破除。要重视中医科，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中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现在医院创收，很多综合性医院都没有设置中医科。
    卫生部部长陈竺说，中药给医改提供了动力，医改给中医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真正解决疑难杂症等世界性难题，必须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中医灭不了，绝对亡不了，植根于中国农村的农民，一次两次看好病，他们会相信你一辈子，我就有这样的病人，上世纪80年代来看病，90年代来，新世纪也来看病，爷爷、儿子、孙子都来看。一次二次看好了，人的信赖感就建立了，还找你看，如果有人说中医不科学，不能治病，他才不信呢。总之，中医在中国亡不了。
    但是，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成为合格的中医，真正按照中医辩证论治地看病。现在中医学校培养学生的教学设置比较单一，基本照书本念。相反，西医太强大了，一见是冠心病，就想到要活血化瘀，但有没有不是活血化瘀的？也可能是气虚、脾虚的原因，到底用什么药是值得推敲的。一看到肺炎就认为是炎症，炎症就认为是热，然后就清热解毒。也可能是寒性肺炎，这个观念要破除。
    天津中医药大学正在尝试让老医生讲病例，进行案例式教学，我就不信学生接受不了。我常说，西医有用，中医更有用，他们是互补的关系，不能互相代替。打比方说是长枪短枪都有，该用哪个用哪个，不可偏废。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对国内就业的人我主张结合临床考古汉语；留学读研究生的人我建议学好外语。
    中医现在的尴尬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既要正视，又要现实。扭转中医弱势局面是个系统工程，不是靠领导人一个人一句话就会立竿见影有成效的。如何扭转西强中弱的局面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靠一套班子也不够，需要上下共同努力。这是一个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过程，希望国家“十三五”规划继续支持中医。
    实际上，中医药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一瓶王老吉，成分7成是中草药，它的年营业额达到200亿元。劲酒是含有中药成分的药酒，年销售额卖到二三十亿元。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化妆品药妆达400亿元，进口国主要来自法国韩国，他们进口我国的中药，加工成化妆品后卖给中国，试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药妆？
    现在，发展最快的是兽药，由于鱼虾服用的抗生素超标，导致出口受阻，而不用抗生素会得病。然而，把一麻袋中药放进虾池里，中药很安全，没有毒附作用，所以产出的鱼虾是非常好的。
    中医的疗效逐渐被世界接受。现代科学方法评价的疗效？中医治不了冠心病我根本就不信，美国最苛刻的实验结果出来，进行跑平板的运动实验， 56公斤缺血改进，然后到65公斤才缺血，耐力增强了。一个病人两个月要做5次，让病人来做评价，不仅有实效，还有量效，量大效果会更好。二期是淘汰制，现在三期正在做，好了产品就上市。现在正在接受三期评价。
    绿叶集团把收购的北大维信做的血脂康，拿到美国来做评价，证实它和卡丁类的药一样有效，而卡丁类药副作用非常大，血脂康的价格也很便宜，类似这样的国外越来越多。
    我们国内的中医是看西医，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西医说中医不好就跟着人家说中医不好，西医说中医好然后跟着嚷嚷中医还可以，事实上，很多情况下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医可以解决。
    参麦，可以益气养阴，治疗气阴两虚。西医离不开这个东西，重感冒之后，肿瘤用做化疗药，起到细胞保护、调节身体的功能，现在西药没有类似作用的药来代替。比如，患心肌炎的人重感冒之后，服用这种药之后不会对身体产生损伤，线粒体是供给细胞能量。民富，国家才强。细胞强了，组织才强，组织强了，身体才好。
    中药综合评价越来越好，临床疗效越来越好，科技界越来越接受中医药。一个美国客人在德州拿老鼠做痴呆实验，跟西医说，中药有治疗痴呆的药，痴呆症状减半，它的基础实验是用我们的药，并和我们有建立合作的意向。
    有人说，中医辩证论治不科学。但美国人现在说了，21世纪最好的模式是个体治疗，一个人一个方子。现在是复方的世纪，复方的药物还得找中医。否则，周期太长，回报期太短太低。
    中医、中药理念很古老，但是不落后。中医的问题不能说积重难返，但确实很严重，赶紧采取行动，落到实处，造福于百姓。特别是在立法、中药资源普查采集方面如何发展，如何调动中医的积极性。
    中医药立法是呼吁多年的老事情了，希望能够给中医药立法，因为立法是从国家层面确定了中医的价值。
    2009年国发22号文发布以后，把中药定位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代表，把大中医的理念提出来了。这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主持做的。22号文凸显了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程度 ，不足之处是实施细则的缺乏。
    另外是中央刚性的政策。拿中医管理机构来说，现在就像是“高位截瘫”，县一级没有相应的机构。中央给县级医院的支持，结果都给了以西医为主的县人民医院。县里总是会先支持西医，西医不缺之后才会考虑给中医。我想，能不能强制给中医划定一定份额，对待中西医一视同仁。具体来说，拿到国家拨款之后必须从省里面做个规定，经费、科研基金等不给中医不行。加大县医院的建设，不能不给中医院拨款，必须给一个规则。100个县医院，95%以上都是西医院。
    我希望在医院拨款建设中，必须切出给予中医院一部分比例，要设定硬杠杠，否则年底审计时通不过。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曾经说过：“中医谁也不能替代，必须研究。”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973国家重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像周老这样支持中医的人是少数，希望支持的再大再好些。
    5年前的大部制改革，中医局能够被保住，是政府最大的功绩。中医局职能要扩大。我们中医科学院里成立了院中医资源中心，正在申请国家级中医资源中心；筹备在大兴国家生物医药基地建立100亩中药资源中心；建立全国中医药产区分布图和数据库。这些是中医科学院正在做的事情，希望国家也开展中药资源普查等工作。但是，现实是没有一个部委管理这些工作。
    当今的现状是，中医资源处于谁都不管、自生自灭的境地，假药剩药泛滥成灾，好药基本都出口了，如果药卖不出去几年以后就变成了柴火，一文不值。不能丰产了就压价，不能价格贵了就卖给别人，国家要进行政策调整，防止药贱伤农。培育出优良品种、地道药材，最好不要上农药，这需要中医科技人员的指导，培育中医资源的大企业、大品种、大产地。
    我们成立中药资源中心，向中央编办要编制，编办回复说，为了农民也该弄这个。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里报编办，这个需国务院批复，不批复我们也没办法，但我们把你们的申请放在最前面，一起做工作，希望能够把这事情落实好了。中药资源普查中心，县级医院这一环节建设是最重要的。
    中医事业的发展各部门配合做了很多工作，我要着重说一下，不能委屈各部委，不能言语误伤了他们。但是我还要说，有时候感觉大家支持或配合的力度不够。
    央视“最美乡村医生”评选活动评委报道中的10个乡村医生，个个都用中药，一个人管理村或方圆几十公里的几千人健康，这些人离不开中药，并且有些地区只有用中药。
    政府看到这个宣传报道，应该加大民生关注的力度。有的村医说最希望有间诊室，有的说有个心电图，有的说有个出诊的箱子，水上流动医生希望不必再摇着船出行，有一个机动船来方便行医。有些乡村医生仅仅拿着1000块钱的工资，没有社保、医保，自己连医药报销都没有，退休都没保证。
    西藏昌都地区沙丁乡乡村医生洛松，从16岁到36岁一直在行医，方圆几百里就他一个医生，接生了500多个孩子。怎么就非法行医20年了？像这样的就应该给予支持。他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当院长，因为他没有行医执照，工资只有1000多元，而医院的护士工资是3000多元，因为护士有执业资格。洛松的愿望是建一所有两层楼的医院，有住院室，有门诊室。
    乡村医生让他们为行医执照考全科，你想想60岁的人了，怎么让他去考外语和解剖，我建议要单独考核，他擅长治哪个症状就让他考哪个，以后他就专门治疗哪个，这基本就够了。这个提议陈竺部长已经表示支持。类似这样的情况国家应该制定民族医、乡村医的专门考核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