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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凶17年农妇:十多年欠孩子和亲戚朋友太多

    时间:2015年11月25日 信息来源:新华网 作者:安钟汝 张维 点击: 【字体:

        ■ 对话人物

       李桂英,女,59岁,河南项城人,十七年前,李桂英的丈夫齐元德被同村的齐金山等5人伤害致死,5名嫌疑人销声匿迹。李桂英从此踏上追凶的道路,十七年来,她辗转十几个省市,根据李桂英提供的线索,5名嫌疑人已经有4人归案。

        ■ 对话动机

        11月23日,李桂英接到项城市公安局通报,该局已成立专案组,对在逃的齐阔军进行追捕。但李桂英说,她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她心里有个感情账的账本,十多年里,她欠孩子,欠亲戚朋友太多。她说不能原谅那些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一定要追究责任。

        我心里有个账本

        新京报:你十七年追凶的事情引起了很大关注,现在案件有进展吗?

        李桂英:昨天项城市公安局派人来了,说公安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全力追捕在逃的齐阔军。我们希望齐阔军能够尽快被抓捕归案。

        新京报: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李桂英:我不知道咋说,假如不是媒体关注,他们会这么快行动吗?那么多年,我往公安局跑了多少趟,我都记不清了,不一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吗?想想这么多年的经历,我高兴不起来,我没法说满意。

        新京报:在追凶路上,你走了十几个省市,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李桂英:2000年,我去北京找齐海营,当时在那里呆了一个月,不舍得住宾馆,就在一户人家的平房屋檐下住,那家人让我住了一个月,没有赶我走,那时候我带了泡面,每天吃泡面,那家人还给我提供开水。还有一次去云南昆明,在一个郊区农村,一个老人家让我住她家里,对我像闺女一样。还有去新疆乌鲁木齐,一户人家管我吃住一个礼拜,临走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有五个孩子,还送给我一大袋的衣服,我们家孩子穿了两年。路上遇到的好人这辈子也忘不了。

        新京报:你都是一个人出去吗?

        李桂英:和别的男人出去,怕说闲话,有时候会带二儿子出去,他个子高,有灵气。有一次去北京,感觉一定能抓到齐海营了,我就带老二给我壮胆。他那时候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为追凶花了多少钱统计过吗?

        李桂英:钱不是重要的,钱花了可以再挣啊,但是我心里的账本不是钱的账本,是感情的账本,因为追凶,我的几个孩子跟着我受了不少苦,我的亲戚朋友帮了我多少忙,这个感情账对我来说是最重的。

        放不下几个孩子,更放不下他们的爸

        新京报:你的几个孩子很争气。

        李桂英:五个孩子,四个考上了大学本科,三个孩子还考上了国家单位,他们很争气,也是我的骄傲,但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欠他们的啊。他们几个读大学的时候,每个人每个月只有一百块钱的生活费,一百块钱只够每天吃一碗面条。特别是我家老二,为啥没上大学,因为没条件。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要去上学,我追凶也需要钱,所以要留下一个人挣钱啊,我就劝他不要去上学了,留在家里帮我挣钱。我认为他聪明,个子长得高,可以担当起一个家了。

        新京报:孩子们怪过你吗?

        李桂英:他们小时候也会觉得委屈,当时我把家里做钉子的机器交给老二管,让他做钉子,我就去新疆找几个仇人了。我是冬天回来的,一进院子,就看到老二站在机器前,正在往机器上擦油,满手满身的油腻,两双小手长满了冻疮。老二看到我就哇哇大哭,对我喊,妈啊,我也不做钉子了,我也要去上学。

        新京报:那么苦,为什么还要坚持去追凶呢?

        李桂英:放不下几个孩子,更放不下他们的爸,好好一个人没了,凶手也跑了,没人管,觉得孩子他爸爸冤。

        新京报:为了孩子,你没有想过放弃?

        李桂英:没有,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到处跑着找凶手,他们也习惯了,长大以后,他们更理解我,比如老大和其他几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二在家帮我挣钱,老大工作之后,就支持老二去学习技术,现在老二也在考学历。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我。

        新京报:一直在想着丈夫的好?

        李桂英:忘不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帮一个窑厂拉土,晚上快十一点了才回家,浑身脏兮兮的沾满泥沙,一见我就递给我一叠钱,说他一天拉了十六车的土,这是今天工钱,你收着。我心疼,就让他把钱留下买件衣服,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我了。他对我很信任。

        新京报:丈夫去世以后,你的生活改变很大。

        李桂英:最大的改变是没有人关心你了,遇到难处,遇到啥事儿连有个人商量都没有。2000年除夕,我去二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子要钉子钱,当天下了大雪。我钱也没要到,回到村子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当时雪太大,没法骑自行车,我是推着自行车回来的,路上走了四个小时,脚上的棉靴湿透了。走到村口,我都累得走不动了,我就想啊,假如孩子他爸在,肯定来接我了。想到这个,我站到村口哭,到了家里,也不敢让孩子看到,就在被窝里蒙着头哭。

        新京报:从来没有想过找个人分担压力吗?

        李桂英:几年前,我大儿子给我提过,给我找个伴,但我拒绝了,为一个人坚持了这么多年,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也没那必要了。要对得起死去的丈夫。

        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比凶手更可恶

        新京报:现在,5个嫌疑人已经有4人归案,他们被抓捕以后,你和他们有接触吗?

        李桂英:在法庭上见过,审判齐金山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在法庭上,齐金山显得很厉害,他骂我们,说出来后要杀了我。还骂了自己的辩护律师,一点悔意也没有。

        新京报:他被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死缓。

        李桂英:我不满意这个结果,他逃了这么多年,并且一点悔意也没有,他们的家人也从来没有给我们道歉。虽然说现在司法环境变了,少杀慎杀,但他认罪态度很差。

        新京报:假如齐金山认罪态度好,你的态度也会改变?

        李桂英:我最近看了个新闻,一个年轻人杀了人,出狱以后骑行几万里赎罪,假如他(齐金山)也做到那个年轻人的一半,我们一家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

        新京报:你说过还要追究其他人的责任,比如当年帮齐海营修改身份信息的人,现在公安部门回复你了吗?

        李桂英:现在还没有回复,不能就这么算了,谁做的事情谁承担后果,假如警方不去调查,我们也会自己调查。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些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比凶手更可恶。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这背后是一条人命,是一个家庭。假如有些人为嫌疑人提供了方便,嫌疑人给了多少好处,我加十倍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好吗?

    新京报:公安部门回复说有些事情是因为疏忽造成的。

        李桂英:就算是疏忽,就可以被原谅了吗,就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吗?他们疏忽了,我们的案子就一直拖下去?我的丈夫是由我来追凶,假如被害的人是一个孤儿,怎么办?不了了之吗?

        新京报:还有人说,耗费这么多精力在追凶上,不如安心好好生活。

        李桂英:有时候怨恨就像滚雪球,开始我就想着替丈夫伸冤,恨的是那几个凶手,后来去司法部门,跑了很多次,不解决问题,态度冷漠,他们有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我就开始对一些部门不满意。再想想那几个凶手逍遥法外,我心里就更难受了。在追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人一些事,让我更加怨恨。我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凶手找到,追究一些人的责任。

        相关评论:

        法治社会不该有“农妇追凶17年”剧情

        在法治背景下,一桩命案绝不应让受害者去承受追凶代价,那是公民个体与法治都难以承受之重。

        听起来,这像是电影里的剧情,可其悲怆厚度,又远非虚构的影像语言所能抵达。据新京报报道,17年前也即1998年元月,河南农妇李桂英的丈夫被同村五人伤害致死,五人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办案民警回复她:“你要有线索我们就去抓”,李桂英就此踏上了追凶路。17年来她寻遍十余个省份,追踪杀害丈夫嫌疑人,5名在逃人员4人已归案。

        追凶17年,这让人想起了《失孤》里寻子18年的主人公,二人同样执着,同样在找寻之路上不言弃。到头来,将拉扯五个孩子、照料年迈父母和跨省追凶一肩挑的农妇李桂英,终于让5名逃犯中的4名归案。为报“杀夫之仇”,17年“疯找”,李桂英的所为满是悲壮色彩。

        而这种个体悲情,恰恰映衬出有关方面角色担当的缺失。该事件中无法回避的追问是:当地警方去哪了?都知道,杀害他人属于严重的刑事案件,当地警方必须立案侦查并及时追查凶手。且与陌生人间的作案不同,凶手跟受害者均系同村人,公安部门认定谁是嫌疑人并进行追逃,理论上不难。

        可这17年来,李桂英却做了大量警方该做的工作。与其坚持坚韧成对照的,则是有关方面在“你要有线索我们就去抓”中呈现的懈怠姿态。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负有主动搜集线索、追查嫌疑人、将其送往被告席重要职责,受害人或家属只有配合调查的义务,并无主动搜集线索证据帮助追凶的义务。要求受害人家属提供线索后再开展工作,无疑是逃避自身责任的表现。

        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同态复仇或快意恩怨式的“私力救济”,早已不值得鼓励,对犯罪嫌疑人的追查和处置均应有司法机关依法实施。尽管说,嫌犯四处逃窜,缉凶确需不小成本,可既然嫌犯未被迅速“捉拿归案”,随着时间推移,办案水平和技术在提升,异地协作办案模式在成熟,相关警方理应尽责,而不应留下有案不破、消极作为之虞。

        遗憾的是,当年有关部门的涉嫌失职加剧了案件侦破难度。有民警称“经费和警力都不够”,可再怎么不够,如此草率地对待一桩命案也难令人信服。这不是苛求其“命案必破”,而是要求其恪守职责:连没经过破案训练、也没搜查讯问等办案权力的农妇都能追到凶手,专司破案的警方怎能破不了?

        据报道,两名凶手被抓时已改名,其中一名还曾于2011年回到案发地派出所办身份证并改了姓名。其本是重点监控对象,涉事派出所工作人员何以未将其身份信息与在逃人员信息库进行比对?当地警方网上追逃系统震慑力又何在?就此看,显然有必要对当地有关人员的推诿塞责、怠政失职进行调查、问责。

        个案也是检验依法治国成色的“试金石”,虽说该案案发已久,可即便是作为“遗留问题”,也应在有法必依的法治姿态下得以解决。所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本身也有赖于司法人员的恪尽职守。只有保障民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司法机关高度负责,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会成现实,而非奢望。

        一个农妇的悲情,对应的是一个法治不彰的暗角。而法治语境下,绝不该有“农妇追凶17年”式悲情。■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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