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路径


金塔多能互补基地“10万千瓦光热+6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发电 作者:曹红祖/来源:中经视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立为关系全局的基础性要求,“十五五”规划建议从整体上进一步明确了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技术与绿色治理的系统布局。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国际绿色竞争加剧、风险结构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支撑国家绿色转型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功能内涵持续深化,政策与实践外延不断拓展。“十五五”时期,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方位,进一步厘清绿色金融的定位与内涵、阐明其发展的战略必要性、构建系统可行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绿色金融的新内涵及战略定位

“十五五”规划建议系统勾勒了绿色产业、能源、技术及治理的整体布局,为绿色金融划定了清晰的概念与实践边界。如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发展绿色制造、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等方面的任务,具有跨部门、长链条、重资本的特征,亟需与之匹配的金融支撑体系。因此,绿色金融已从早期主要支持狭义“绿色项目”的工具,演进为系统性服务于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与治理链全生命周期的核心金融安排。其外延持续丰富,涵盖了绿色信贷、债券、保险、基金,并积极拓展转型金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前沿领域。这标志着绿色金融的发展范式,正向标准协同、市场联动、政策激励与风险防控相结合的“多层次制度耦合”的体系化阶段全面演进。

绿色金融这一内涵演进与更高层面的战略定位紧密相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至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基础性地位。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被赋予了多重战略功能:它不仅是引导资本流向绿色领域、促进有效投资的资源配置机制,也是防范环境与气候风险、增强经济韧性的风险管理工具,更是衔接国家战略与市场实践、提升治理效能的政策传导枢纽。

尤为重要的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总体布局下,绿色金融的安全属性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提升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与产业链韧性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绿色金融通过支持能源结构优化和资源循环利用,直接贡献于能源安全与资源安全;通过引导资本从高碳、高环境风险资产中有序退出,并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短板的支持,能够有效防范“高碳锁定”风险,增强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与可持续性。此外,面对全球加速演进的绿色规则竞争与新型贸易壁垒,发展绿色金融是主动应对国际压力、塑造绿色竞争优势的关键,直接关系到长远的经济安全与发展空间。

综上,在“十五五”时期的新语境下,绿色金融的战略定位可概括为:以金融体系化创新,支撑绿色发展战略落地、驱动产业结构系统性升级、筑牢经济安全底线、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保障。其发展路径的设计必须立足于这一综合性、枢纽性的战略高度。

深化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关于绿色发展的部署,必须深刻认识深化推进绿色金融的战略必要性。

其一,驱动经济结构深度转型,要求绿色金融发挥核心引导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绿色产业技术密集、资本需求大、周期长,传统金融模式难以满足其全生命周期资金需求。绿色金融通过创新融资工具、优化风险评估模型,能有效降低绿色技术与项目的早期融资门槛,为绿色产能规模化发展注入稳定资本。同时,它更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催化剂”。通过差异化的信贷政策、融资成本与资产风险权重,绿色金融引导资本从高耗能、高排放领域有序退出,向先进制造、绿色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这种结构性的资本再配置,直接决定了未来产业体系的绿色含量与竞争韧性,使绿色金融成为实现产业体系系统性重塑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其二,畅通国内大循环,需要绿色金融构建内生支持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绿色转型本身构成了供需两侧升级的重要交汇点。在需求侧,绿色消费催生庞大市场需求,绿色金融可通过消费信贷、供应链金融等方式激发和扩大绿色消费潜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供给侧,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等领域的发展,亟需灵活多元的金融解决方案,以覆盖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成本。更为根本的是,在投资侧,新能源基地、新型电力系统等重大绿色投资项目高度依赖大规模、长周期的资本投入。绿色金融正是连接绿色需求、供给与投资的枢纽,为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与水平提供核心金融赋能。

其三,应对全球绿色竞争,亟需绿色金融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当前,全球绿色发展格局加速重构,主要经济体围绕绿色产业、低碳技术和碳定价机制的竞争日趋激烈,绿色贸易壁垒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成为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绿色治理、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抓手。一方面,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能助力企业提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水平,主动适应乃至引领国际绿色标准与规则,有效应对外部政策挑战,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与安全。另一方面,通过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绿色投资、参与全球清洁能源项目,绿色金融能够助推我国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位置,输出绿色技术、标准与服务,从规则的“适应者”向“共同塑造者”转变。

其四,统筹发展与安全,依赖绿色金融筑牢风险防控的前沿防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已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型金融风险源。绿色金融通过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环境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要求相关行业及主体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升金融体系对潜在风险的识别与管理能力,将风险防控环节前置。同时,通过限制对高碳落后产能的金融支持,并加大对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有助于从源头上优化金融资产结构,降低经济对高碳路径的依赖,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守好安全底线。

综上,发展绿色金融是关乎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地位提升与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性工程。在“十五五”这一关键窗口期,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

“十五五”时期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实现路径

将绿色金融的战略定位转化为现实发展动能,需以系统性思维构建一个“制度统一、市场深化、区域协同、开放引领、科技赋能”的现代化绿色金融体系。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健全顶层制度设计,构建统一协调的政策激励与规范体系。当前亟需在既有框架基础上,强化政策的系统集成与协同效能。一是推动标准体系整合与拓展。在巩固优化现有绿色金融标准的同时,重点加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标准的有效衔接,形成覆盖“纯绿”活动与高碳行业降碳转型的清晰支持指引。适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蓝色金融)及气候适应领域纳入标准与统计体系,引导金融资源全面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优化激励约束机制。综合运用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降低绿色资产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机构内生动力。同步强化审慎管理,探索将环境气候风险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及金融机构监管评级,实施差异化的资产风险权重,形成有效的硬约束。

深化市场机制建设,重点打造高效、开放的全国碳市场与环境权益交易体系。

碳市场不仅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减排机制,也是绿色金融核心的市场化定价与资源配置平台,其成熟度直接关系到转型成本与效率。一是夯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础。有序扩大行业覆盖范围,随着钢铁、水泥、化工等高排放行业纳入,进一步引入除控排企业外的多元化经营主体与做市商制度,以提升市场流动性与价格发现功能。优化配额分配机制,逐步从强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增强碳价信号的有效性与稳定性。二是推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发展。加快新方法学发布与项目审批,确保减排量的真实性、额外性与可核查性,使其成为配额市场的重要补充,激发社会自愿减排活力。三是发展碳金融衍生品。在夯实现货市场、完善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推出碳期货、碳期权,为控排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对冲风险、稳定预期的市场化手段。同时,积极探索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环境权益的金融化路径,通过抵质押融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生态资产价值。

推动区域差异化实践,形成多层次、可复制的协同发展格局。绿色金融发展需与区域重大战略和资源禀赋紧密结合。应系统总结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成功经验,形成标准化“工具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此基础上,实施“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策略:东部沿海与创新高地应聚焦绿色科技金融、可持续投融资中心建设,引领国际标准接轨;中部制造业基地应着力发展绿色供应链金融,支持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与集群升级;西部与生态功能区则重点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金融模式,支持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构建“国家级试验区引领、区域特色中心带动、全域协同推进”的立体网络,全面提升绿色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与深度。

拓展高水平国际合作,主动引领全球绿色金融治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绿色规则竞争,必须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塑造。一是深度参与治理规则制定。巩固并加强我国在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等核心机制中的影响力,加强与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等多边平台的对接及多双边对话,积极推动我国绿色标准与国际体系的兼容互认。二是强化共建“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将绿色、低碳、可持续作为海外投资的必备要件,推广中国绿色金融最佳实践,支持共建国家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三是探索跨境市场互联。研究推动与主要经济体在绿色认证、碳核算标准互认等领域的对接合作,降低我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绿色合规成本,消除贸易壁垒。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智慧化、穿透式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是提升绿色金融效率、可信度与普惠性的关键引擎。应加快建设国家级的绿色金融综合信息平台,统一归集企业碳足迹、环境信用、项目减排量等数据,打破“信息孤岛”,为解决“洗绿”和融资匹配难题提供公共数据基石。大力推广应用金融科技:借助区块链实现绿色资产溯源与存证,确保环境效益真实可信;利用物联网与大数据进行动态环境风险监控与量化评估;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绿色资产智能识别与定价模型。通过科技手段,最终实现从项目筛选、资金划转、存续期管理到环境效益核验的全流程智能化、透明化管理,大幅降低绿色金融的操作成本与风险。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效取决于制度、市场、区域、国际与技术五大支柱的协同推进与坚实构筑。“十五五”时期,应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更强的历史主动,凝聚各方合力,推动绿色金融从“立柱架梁”迈向“精装修”,使其真正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金融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不可或缺的金融制度保障。

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王遥

本文第二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冯钰媛

编辑: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