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发展中的问题： 激发高质量前行内生动力

白景明

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总体上可分为衰退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两大类。所有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运行都会存有诸多需要破解的问题。对问题属性的认识，直接决定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以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现阶段我国的经济运行出现了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等问题。面对这些现实经济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实事求是地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出发去认识问题，要看到这些问题纯属发展中的问题，绝非经济萧条的表现，更不应产生恐慌心理，甚至夸大困难，动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之所以这样说，首要依据是我国经济仍处于强劲增长期。不可争辩的事实是，2010年，我国在历经32年的改革开放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后，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强劲增长状态。“强劲”是指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但增长率仍然保持中速。2010年至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从6万亿美元增至18.94万亿美元，2024年超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将近14万亿美元。经济体量急剧膨胀的背后是年度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保持中高速，2011年至2015年，在7%至9%，其后是5%至6%。这种经济体量持续膨胀和经济中速增长长时间并存可说是世界奇迹。

显然，我国这艘经济巨轮是在载重量不断增加情形下保持了相对高速的前行。这是一个破冰前行的过程，其间遇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障碍。同时，还要看到，如此大体量的经济巨轮持续前行主要是内生驱动，尤为突出的表征是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24年11月底,全国实有登记注册经营主体数量1.89亿户；竞争性领域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增长；产业结构自发调整，目前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均增长9%；主要消费品消费量稳居全球第一。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发展根基越来越牢，未来内生性增长冲力仍保持强盛状态。

然而，需要看到，GDP总额急剧膨胀的背后是巨大的实物投入量和实物消费量，是资源、产出、需求、制度四者间难度不断加大的再平衡的结果。2025年中国GDP总额达140万亿元。这意味着今后要把内生性增长冲力变现为4%左右的真实增长率任务艰巨。所谓“艰巨”是指，今后要力争140万亿元的基本盘每年都扩大；要长期保持全球产出和主要衣食住行消费量第一大国地位；要做好330多万亿元货币供应量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平衡工作；要确保14亿人人均GDP1万多美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不仅不断链，还要强链；要在2035年初步建成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历史任务。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需要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发力促增长，要求总需求和总供给及两者间的平衡攀升至更高水平，但现实情况与这些要求有一定距离，正是从这种高质量发展标准角度上看，还有诸多需要解决的发展中问题。具体来讲，就是需求侧出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逐年下行情况，2016年至2025年，前者从10%左右降至3%左右，后者从6%左右降至3%左右，同时又出现了居民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增长率下行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两大现象。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确切含义。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实质是需求阶段性收缩，是消费和投资两大类需求体量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率，从过去起飞阶段和加速增长阶段时的两位数下调至一位数而非负增长。因此，今后扩大内需的难处是把每年76万亿元的最终消费支出盘子和50多万亿元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盘子持续再扩大。再仔细分析，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14亿人耐用消费品持有量已位居全球第一且人均持有量不断攀升情况下的消费周期性下调，是主要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铁路、公用设施等保有量位居全球前列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情况下的投资周期性下调。这又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难处是要不断推高已位居高位的14亿人的消费和投资水平。同时，供给侧虽然形成了14亿人“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主要工业品供给自主可控的全球第一实体经济大国局面，但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看，落后产能过剩、单位GDP能耗偏高、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主性不足、产出结构偏离需求结构等问题依然不可小视，这削弱了供给侧创造新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以此为评价依据，可以说当前存在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问题。所谓“艰巨”是指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不是简单的新旧同等体量动能的交替，而是要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大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是要通过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革命和生产力革命，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破解经济规模持续扩张和结构转型压力不断强化与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科技、经济、制度和社会四者联动同步、再度实现跨越式进步。

须指出，纵向看这些问题并不鲜见，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新旧动能转换和就业、增收压力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始终都在解决的重点问题，最终形成了经济增长、就业增长、收入增长和结构转换相对协调推进的局面。相比过去，现在这些问题只是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程度有所加深，国内外内生条件有所改变，解决问题的起点和标准有所提高。尤为突出的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逆全球化浪潮迭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性要素流动环境不断恶化，中国要应对持续强化的技术、资源、商品供应链的断链风险。这要求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解放思想，有为政府要更加有为，实施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宏观政策要更加精准有力。具体来讲，就是要更加精准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切实做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在前期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创新高的基础上，保持支出政策强度只增不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产业政策要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在贸易政策方面，要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支持服务出口。

总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仍处于重大历史机遇期。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是发展中的挑战，并非不可逾越的困境，更不存在所谓的危机。

编辑：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