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积极的财税政策提振消费

人们在甘肃省敦煌夜市举办的敦煌灯会上观赏花灯 作者：张晓亮 / 来源：中经视觉

当前内外环境复杂，国内面临需求收缩等压力，提振消费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着力扩大内需”，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我国消费市场存在居民消费能力不足、优质供给适配性不够、消费环境待改善等问题。“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宏观调控积极有为，多项政策为促消费奠定了坚实基础。“十五五”时期，财政要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发力。本文立足消费市场现状与财税实践，系统分析积极的财税政策提振消费的作用机制，探索优化路径，为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效能，居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提供参考。

现实基础

我国消费市场呈现规模持续扩容与结构稳步提质的发展现状，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从数量规模看，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大关，达到501202亿元，同比增长3.7%，规模稳居全球零售市场前列。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3%，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2.0%，比上年提高5.0个百分点，推动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47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4%，居民消费能力稳步提升。从结构看，2025年我国消费市场持续提质，消费升级趋势显著。一是服务消费潜力加速释放，随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服务消费需求持续升温。2025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6.1%。二是新型消费发展迅速，新技术赋能下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文旅、数字、医疗健康等领域表现亮眼，2025年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餐饮配送销售收入、健康咨询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3%、13.3%、11.7%。数字技术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服务消费向融合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型。

我国立足消费发展实际，从扩容、惠民、提质三个维度构建财政支持体系，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一是扩容消费供给，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换新，激发居民消费需求。加大县域商业基础设备投入，培育县域商业经营主体，推动城乡消费市场互联互通，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二是强化惠民职责，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对餐饮住宿、健康、养老、家政等与民生领域的经营主体给予贷款贴息，降低经营成本。三是推动提质增效，调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化赋能重点产业发展。资金支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试点，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免税店布局与离境退税政策，提升消费便利度。

尽管消费市场总体向好，但仍面临多重制约。从居民收支维度看，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居民收入预期较低，消费行为更加谨慎，消费回升的动力不足。加之教育、医疗、住房等刚性支出压力，消费以生活必需品为主，预防性储蓄倾向较强，居民消费率总体偏低。从市场供需维度看，地域上，公共服务、养老、托育、文化等领域供给质量参差不齐，区域间资源配置不均衡。结构上，我国传统产业供给较大，中下游部分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需求乏力难以消化过剩产能，进一步加剧供需错配。同时，中高端供给相对不足，部分行业产品同质化严重，陷入低效竞争，难以刺激新需求。从消费环境维度看，消费领域部分不合理限制尚未完全破除，技术流通不畅，存在价格歧视。市场秩序仍需进一步规范，新型消费领域监管体系有待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薄弱环节，影响消费信心。

作用机制

财税政策通过多种路径提高居民收入，进而增强消费能力。一是通过税收政策减轻居民负担。消费是关于收入的函数，税收政策通过收入效应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例如，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和超额累进税率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消费税选择性对高奢、能源等产品征税，增值税设不征税和免征范围，对部分日常生活必需品相关交易给予税收减免，间接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实际购买力。二是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履行再分配职能，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工具。农村居民作为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收入较多依赖于传统农业经营和简单务工，整体消费能力不足。转移支付通过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包括对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的财力倾斜，农业补贴民生救助等直达机制，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补贴，对重点群体的专项扶持等。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一定程度填补短板，推动可支配收入向即期消费转化。三是通过稳就业稳定居民收入来源。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就业才能从根源上稳收入稳消费。就业稳定能够消除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收入水平的提升是释放消费潜力的前提。

以适配供需为核心，财税政策能有效激发消费意愿。从需求侧引导来看，财税政策依托价格调节机制发挥作用。当前居民消费需求已加速转变，新需求承载着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是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财税政策通过定向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工具改变商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对新能源汽车延续车辆购置税减免、对绿色家电给予以旧换新补贴、对享受型消费相关贷款给予贴息等，降低了优质产品的消费成本，让政策红利转化为消费选择的实际导向。从新供给赋能来看，财税政策结构性降低企业创新与供给成本。我国消费品供给已进入优质优价新发展阶段，服务供给和产品质量更上一个台阶。税收优惠和财政定向补贴降低了新供给领域的创新成本，产品使用的成本随之下降，消费者接收到价格信号后相关需求提升，继而引导社会资源向新需求的领域涌入，推动生产要素向民生、高端差异化供给方向配置。优质供给打消居民对消费体验的顾虑，激发新的消费意愿，居民消费意愿在合理价格预期与优质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增强。

通过健全配套保障，财税政策持续改善消费环境。财政支出增设消费基础设施，为消费活动提供硬件支撑。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市场机制扭曲可能导致资源错配，而财政支出恰好能填补这一市场失灵领域。财政对城乡交通、物流体系的投入直接降低商品流通环节的时间与空间成本，让消费行为更好地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跨区域流动，显著增强商品与服务的可获得性，为下沉市场释放消费动能创造条件。新型消费场景的培育同样依赖财政资金的前瞻性布局，以多维度的场景供给创新满足居民对即时性、体验式消费的需求升级。消费基础设施的普惠性配置能够有效缩小区域间消费鸿沟，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财政强化社会保障投入，为居民消费预期注入信心。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减贫作用，通过减少居民未来支出不确定性，有效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在教育领域，财政对基础教育支持缓解家庭教育支出压力，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可以培育长期的消费能力。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会降低居民健康支出的不确定性，大病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与商保补充协同发展构建起多层次风险分担网络，释放出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品质型消费。养老服务体系的创新突破直接撬动老年群体的存量财富，激活银发经济。

优化路径

优化财税体制机制是增强消费能力的关键方向。结构性税收政策撬动消费潜力，要注重系统性。一方面，关注政策协调性与联动性，结构性减税的各项优惠政策联动金融信贷多向发力，整合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减税等政策，兼顾民生消费减负与发展新消费领域，营造公平普惠的税负环境，推动减负红利直达经营主体与居民；另一方面，立足政策长期性，摒弃短期思维，关注消费提质升级趋势，动态优化税收优惠，巩固税制改革成果，持续细化新业态税收征管与减负规则，推动税收减负与收入增长、消费升级同频共振，培育持续稳定的消费增长动能。

强化特定群体转移支付，要做到点面结合。一是增加对居民家庭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低保家庭、老年群体、多孩家庭等重点群体的帮扶力度，衔接消费补贴与转移支付政策，推动转移支付资金直达快享。二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地方自主财力，联动乡村振兴相关财税支持政策，推动转移支付资金向民生保障、特色产业领域倾斜，带动当地就业增收，缩小区域消费差距。

保就业，拓宽收入渠道，消费的释放需要居民“有钱可花、有闲可享”。首先，保就业，让人民兜里有钱，落实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重点产业链企业的税收减免与贷款贴息支持，助力企业稳岗扩岗，带动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其次，增加闲暇时间，让消费者有闲，支持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发展，通过财税配套举措适度增加居民闲暇时间，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和财税激励机制。加大对文旅、休闲消费场景的财税扶持力度，扩容闲暇消费供给，推动闲暇时间与消费场景精准对接，鼓励居民将闲暇时间转化为消费动力。

完善财税政策是激发消费意愿的重要支撑。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双向奔赴，需要供给端在质量和结构上适应消费趋势变化。一是增强供给能力。注重总量增加，深挖内需潜力，持续优化支出结构，需要更加精准地将财政资金投向有效拉动消费的领域，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扩大有效需求。此外，要立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健全跨区域税收协同机制，强化财税监管遏制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行为，细化税收利益分享规则。兼顾各地发展诉求，推进联合稽查与风险共治，防范税收流失风险，打通要素流动堵点，让资源跟着消费需求高效配置。二是改善供给结构，结构更优，效益更好。继续加大对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个性化的选择。为检测政策效应，在设定财税优惠政策时需考虑到政策追踪，洞悉行业动态，保持政策连贯性和灵活性，及时调整。针对同质化低效竞争，设置差异化财税激励政策，为低水平竞争设置税收门槛，引导消费结构向绿色化、高品质转型。

强化财税赋能是改善消费环境的坚实保障。需坚持帮扶与监管并重，从政策导向和治理根基两方面协同发力，持续优化消费市场环境。在政策帮扶层面，要突出精准导向，将政策重心放在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与强化民生保障两大关键领域。一是加强消费基础设施的统筹建设，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布局城乡便民消费网点，因地制宜推动跨行业、跨领域协同创新，共同打造多元化、便利化的新型消费场景，令消费环境更加贴近居民日常生活。二是持续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完善民生保障和服务供给体系。在监管治理方面，要筑牢共治根基，在做好帮扶的同时，让管的共治效能充分释放。一方面，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依托智慧税务建设成果与金税四期以数治税能力，精准排查消费领域违规行为，倒逼经营者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另一方面，构建消费领域财税合规监管框架，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整合税务、市监等多领域监管资源，将经营者消费合规情况与税费信用等级直接挂钩，实施差异化监管举措，对违规失信主体从严管控、开展联合惩戒，清理地方违规出台的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强化信用约束效能。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2373159、72573178）资助，第二作者为无锡太湖学院王晴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财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何代欣

编辑：马明 吕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