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优先擦亮“金腰带”发展底色

大江大河，历来被视为国家血脉与文明摇篮。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万里长江的兴衰荣辱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抚今追昔，复盘治水，新时代长江大保护的十年经略，明显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或环境整治范畴，生动诠释了治水与治国的历史辩证法，直观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张力，是理解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高度与实践力度的一扇关键窗口。

治水安邦

一部治水史半部治国史。古往今来，治国必先治水，治水方能安邦，治水始终是文明存续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命题。

治水智慧奠定文明根基。大禹率众“疏川导滞”奠基夏朝，李冰父子“乘势利导”成就天府之国，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奠定秦统一六国经济根基，东汉王景“筑堤束水、河汴分流”换来黄河八百年安澜。这些治水案例，体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水共生的治水智慧及水利工程与文明发展的绑定关系。

治水失序引发文明危机。中国古代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常与王朝末期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相伴而生，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北宋“三易回河”，因过度依赖人为干预、忽视自然地理规律，最终导致工程失败而加剧经济社会危机。明清河工低效治理形成恶性循环，致使民生凋敝从而加速政权崩塌。从域外治水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因灌溉不当导致土地盐碱化，成为古巴比伦文明衰落的重要诱因。古罗马帝国后期水利工程荒废，加剧了粮食危机与社会动荡。苏联忽视咸海生态治理引发区域民生灾难，成为解体的诱因之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如果对自然规律不能科学认知与理性尊重，不能形成“天人相分、天行有常”的治理体系以应对复杂水问题，必然动摇政权根基。

以历史为镜鉴。系统性思维是核心。成功治水需统筹自然规律与社会需求，碎片化治理容易导致生态反噬。民生为本是根基。水利工程应当服务民生福祉，脱离民生的江河治理终将造成恶果。法治保障是关键。制度刚性约束往往决定治水成败。唐代《水部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国系统化水利法典，以分水制度规范社会秩序；金代《河防令》体现了对责任追究和奖惩措施的共同关注，为现代河长制提供了历史借鉴。

长江焕新

新时代以来，长江大保护工作深入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实现双重转型。从当下来看，扭转了“以邻为壑”的传统痼疾，终结“各自为政、污染转嫁”的历史循环；重构了人水关系，实现从“开发掠夺”到“和谐共生”的文明跃迁；变革了发展范式，破解了“化工围江”顽疾，有效推动了长江沿线绿色发展转型。从长远来看，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夯实了生态根基、优化了空间格局、积蓄了绿色动能、凝聚了磅礴力量，是复兴伟业不可或缺的行动自觉与坚实基础。

生态退化态势根本扭转。沿江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从2016年82.3%提高到目前的超98%，干线连续五年全线保持Ⅱ类水质。实施“十年禁渔”、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多样性恢复向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越来越多的标志性物种回归公众视野。2021年至2024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44种，比禁渔前增加36种，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稳定增长，分布范围持续扩大。

发展动能实现绿色转型。关闭搬迁化工企业超千家，沿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绿色航运加快发展，三峡水运新通道枢纽扩能、智慧航道建设等助推航运效能不断优化，长江干线基本形成现代化“黄金水道”并稳居世界内河航运量第一位。绿色低碳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显著提升，培育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湖北兴发集团累计拆除价值13.58亿元的临江生产装置32套，转型发展高端材料产业，实现产品“从论吨卖到论克卖”的价值跃升，实现了创新驱动全面起势、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东中西互动合作加强，11省市重点产业有机互融，区域融合实现重大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增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速，要素流动更加畅通，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态势显现，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通道。《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4）》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性均衡发展水平继续优化，发展指数的中位数已由2019年的0.8325提高至2022年的0.8512，提升了约2.25个百分点，呈现“总体向好、结构分化”的态势。

人民中心立场生动彰显。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如黑臭水体整治、岸线修复）作为重大民生工程，长江大保护十年间，开展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腾退长江岸线162公里，诸多“幸福河湖”工程惠及亿万人民。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14.2万名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实现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22万名退捕渔民全部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已有6万名退捕渔民到龄领取养老金，实现“上岸稳得住、转产能致富”和“应帮尽帮、应保尽保”。新增大量滨江公园，将生态修复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贡献方案

长江大保护的系统性经略，是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宏大叙事中的标志性篇章，蕴含着从历史纵深走向未来图景的理论清醒、战略抉择和深邃智慧，为人类超越工业文明困境、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阶段贡献了中国方案，其当代价值璀璨多维。

理论价值。长江大保护以“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平衡发展与保护，以“系统治理”的辩证思维打破区域壁垒，以“共建共享”的民本理念凝聚治水合力，推动流域环境治理范式变革，成功跳出“生态赤字—治理失效”的恶性循环，初步探索出一条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绿色现代化新路。它生动融合中华治水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确立“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将“自然生产力”理论具象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发展观的时代化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与理论结晶，标志着党治国理政理念在生态维度的重大跃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和战略前瞻性。

实践价值。打破“环保拖累经济”的误区，以长江流域为超级实验场，创造性提出“中医整体观”治江策略，实现了江河治理能力的时代跃升。一方面，力求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碎片化模式，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将长江视为有机生命体，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加强协同联动，增强各项源头治理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另一方面，力求既治已病，也治未病。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18字治江方针，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空间管控单元，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同时，推动河湖长制全面覆盖，探索实施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四统一管理”等创新机制。上述成功实践验证了绿色发展的可行性，为超大流域治理、区域协调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制度价值。从制度上有效规避历史覆辙风险，通过系统性法规、健全规划体系等顶层设计强化流域治理。我国首部流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确立“流域统筹、统一治理”原则，形成“1+N”规划政策体系和“4+1”工程指导意见，建立跨11省市协同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生态根基、经济动能与制度范本。这种国家主导的科学治水模式，不仅推动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深度协同，还从生态安全、经济转型、创新治理等维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丰富的实践经验，还为复杂生态系统治理提供了制度模板。

文明价值。长江大保护从理念到行动，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有机联系起来，既支持人类生存伦理也尊重自然生态伦理，既遵循自然规律又不否定人类合理利用自然的权利。“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这不仅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脉赓续的庄严承诺，也是对“生态兴则文明兴”历史规律的深刻印证与当代回应；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时代活力与世界价值，也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启迪和东方智慧。“十四五”时期，中国接连获得“地球卫士奖”“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际湿地城市”等生态环境领域的全球性荣誉，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理念走向世界。

随着历史变迁、气候变化和经济地理、国家战略的时代转换，长江流域正以其无可匹敌的流域体量、山川形胜和人文底蕴，链接三大国家战略、承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持续孕育造就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民族复兴“金腰带”——长江经济带。

长江之水，奔流不息；治理之道，历久弥新。守护长江，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文明根脉；经略长江，就是经略国家长治久安与永续发展的未来。长江大保护的实践探索，形成了系统的治理思路、有效的实施路径和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流域治理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张忠诚

编辑：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