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欧洲向中国伸出“经济橄榄枝”
习近平主席10月19日开始的对英伦三岛的国事访问，着实在世界上引起了相当反响，反映出欧洲这块古老的大陆对地球另一端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热忱欢迎。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同样“翘首盼望”。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迄今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欧洲，对依然处于工业化阶段、新近才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如此情有独钟，纷纷向中国伸出“经济橄榄枝”呢？
互补性推动中欧合作
其实，首先欧洲诸国对中国的此番积极示好，在于中欧双方经济形势的逆向而行。尽管可以说欧洲已经基本摆脱了欧债危机，但绝大部分国家依旧陷在“经济复苏陷阱”之中，迟迟未能实现增长。至于中国，当然经济也有所放缓。李克强总理之前提出2015年GDP增长7%的目标，可以看成是中国开始“缓速时代”的一个显著信号灯。然而，与几无增长的欧洲相比，中国依然呈现出对欧洲的明显优势。正是这种中欧之间相对优势的变化，促使欧洲国家对中国态度产生大幅变化。
其次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的起点在中国，而终点恰好在欧洲，实际上起到了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中欧纽带——“丝绸之路”再次激活的功效。并且，“一带一路”不是简单地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而是一种升级、一种再创造。亚投行的设立更是在相当程度上，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有力的资金和金融支持。
除了经济形势和“一带一路”，中欧贸易的快速密切发展是欧洲国家在马可波罗之后，对中国产生又一次热潮的经贸基础。众所周知，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对欧盟而言中国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欧之间去年的双向交易价值高达4670亿欧元，其经济相互依赖度又上了个新台阶。
除了经贸基础之外，欧洲对中国的热切盼望，还在于中欧双方之间极强的互补性。前文所述，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大陆（洲），而中国尽管有些地区已经比较发达，但整体而言尚处在工业化阶段，中欧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少的科学技术都是中国缺少的，诸多的治理方法更是中国所亟需的。
加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在正在启动全面的深化改革，深受欧债危机影响之后的欧洲也在积极实施结构性改革。两者可谓“一拍即合”。倘若简单地从工业制造业出发，“中国制造2025”与“新工业法国”、“德国工业4.0”和“英国制造2050”等战略，在目标上堪称中欧之间的异曲同工之作。
而中欧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正是双方高度互补性的具体体现。让我们看一下去年的业绩就一目了然：中欧贸易额突破了6000亿美元大关，比40年前增长了250余倍。而当时《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所承诺的目标，是“2020年中欧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可见，届时实现该目标完全不在话下。
异质性导致态度迥异
中欧合作的主格调自然是正面的、积极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面对中国，欧洲国家之间存有极强的“异质性”，即一部分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部分国家却难得分得一杯羹。例如，作为欧盟“霸主”的德国，其贸易在中欧经济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优势，中德贸易在中欧贸易总额中占比高达30%，而有些国家的占比却小得可怜。
由于德国属于“出口导向型”国家，出现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而相当多的欧洲国家并非“出口导向型”，正是成员国之间的这种高度“异质性”，导致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出现经常的“不一致性”。同时欧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及程度也促使各国对与中国合作持有不同的态度，有时候态度还相当迥异。
“异质性”以及经济利益关系，加上欧盟自身的缺陷，即只有“政治联盟”，而无“财政联盟”抑或“预算联盟”，造成了今天的欧盟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其“经济联盟”的目标，进而直接对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产生诸多影响。
中欧合作至关重要
其实，中欧合作从更高的层面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在未来能否作为一个世界主角登场的关键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排世界第二，美国还是第一；如果将欧盟也视为一个经济体的话，欧盟是世界第一，美国和中国分居第二和第三。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难进前三，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但由于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比意大利还小，自然从综合角度来看，俄罗斯若要在国际舞台起到主导的作用，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中国若要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国家，唯一的选择是联手欧盟，尤其是在经济合作领域。
随着中欧关系的逆向变化，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向与流量也出现相应的演变——几十年来欧洲资本投向中国的趋势，逐渐被中国资本投向欧洲的潮流所替代。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累计在华投资已接近100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存量已超过500亿美元，去年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首次超过欧洲对中国投资。毋庸置疑，欧洲已经成为对中国资本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
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诚然中欧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欧洲国家此番又向中国伸出了“经济橄榄枝”，中欧合作必将呈现喜人趋势。但如果要对中欧合作进一步提速的话，在欧盟难以在中、短期内对自身加以结构性革新的背景下，中国能做的是如何注意规避欧盟体制的内在缺陷以及中欧合作之间的短板。
互补性推动中欧合作
其实，首先欧洲诸国对中国的此番积极示好，在于中欧双方经济形势的逆向而行。尽管可以说欧洲已经基本摆脱了欧债危机，但绝大部分国家依旧陷在“经济复苏陷阱”之中，迟迟未能实现增长。至于中国，当然经济也有所放缓。李克强总理之前提出2015年GDP增长7%的目标，可以看成是中国开始“缓速时代”的一个显著信号灯。然而，与几无增长的欧洲相比，中国依然呈现出对欧洲的明显优势。正是这种中欧之间相对优势的变化，促使欧洲国家对中国态度产生大幅变化。
其次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的起点在中国，而终点恰好在欧洲，实际上起到了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中欧纽带——“丝绸之路”再次激活的功效。并且，“一带一路”不是简单地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而是一种升级、一种再创造。亚投行的设立更是在相当程度上，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有力的资金和金融支持。
除了经济形势和“一带一路”，中欧贸易的快速密切发展是欧洲国家在马可波罗之后，对中国产生又一次热潮的经贸基础。众所周知，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对欧盟而言中国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欧之间去年的双向交易价值高达4670亿欧元，其经济相互依赖度又上了个新台阶。
除了经贸基础之外，欧洲对中国的热切盼望，还在于中欧双方之间极强的互补性。前文所述，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大陆（洲），而中国尽管有些地区已经比较发达，但整体而言尚处在工业化阶段，中欧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少的科学技术都是中国缺少的，诸多的治理方法更是中国所亟需的。
加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在正在启动全面的深化改革，深受欧债危机影响之后的欧洲也在积极实施结构性改革。两者可谓“一拍即合”。倘若简单地从工业制造业出发，“中国制造2025”与“新工业法国”、“德国工业4.0”和“英国制造2050”等战略，在目标上堪称中欧之间的异曲同工之作。
而中欧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正是双方高度互补性的具体体现。让我们看一下去年的业绩就一目了然：中欧贸易额突破了6000亿美元大关，比40年前增长了250余倍。而当时《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所承诺的目标，是“2020年中欧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可见，届时实现该目标完全不在话下。
异质性导致态度迥异
中欧合作的主格调自然是正面的、积极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面对中国，欧洲国家之间存有极强的“异质性”，即一部分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部分国家却难得分得一杯羹。例如，作为欧盟“霸主”的德国，其贸易在中欧经济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优势，中德贸易在中欧贸易总额中占比高达30%，而有些国家的占比却小得可怜。
由于德国属于“出口导向型”国家，出现这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而相当多的欧洲国家并非“出口导向型”，正是成员国之间的这种高度“异质性”，导致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出现经常的“不一致性”。同时欧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及程度也促使各国对与中国合作持有不同的态度，有时候态度还相当迥异。
“异质性”以及经济利益关系，加上欧盟自身的缺陷，即只有“政治联盟”，而无“财政联盟”抑或“预算联盟”，造成了今天的欧盟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其“经济联盟”的目标，进而直接对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产生诸多影响。
中欧合作至关重要
其实，中欧合作从更高的层面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在未来能否作为一个世界主角登场的关键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排世界第二，美国还是第一；如果将欧盟也视为一个经济体的话，欧盟是世界第一，美国和中国分居第二和第三。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难进前三，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但由于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比意大利还小，自然从综合角度来看，俄罗斯若要在国际舞台起到主导的作用，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中国若要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国家，唯一的选择是联手欧盟，尤其是在经济合作领域。
随着中欧关系的逆向变化，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向与流量也出现相应的演变——几十年来欧洲资本投向中国的趋势，逐渐被中国资本投向欧洲的潮流所替代。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累计在华投资已接近100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存量已超过500亿美元，去年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首次超过欧洲对中国投资。毋庸置疑，欧洲已经成为对中国资本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
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诚然中欧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欧洲国家此番又向中国伸出了“经济橄榄枝”，中欧合作必将呈现喜人趋势。但如果要对中欧合作进一步提速的话，在欧盟难以在中、短期内对自身加以结构性革新的背景下，中国能做的是如何注意规避欧盟体制的内在缺陷以及中欧合作之间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