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根基

聂秀东

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雁栖湖基础制造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员。长期从事工业领域政策咨询、战略制定、政府采购研究，参与多项国家重大政策制定，对我国经济产业发展及政策设计有深刻见解。

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工业体系完整但现代化水平不高，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外部打压遏制与内部转型升级需求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风险加大。新形势、新阶段，必须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有关要求，着力夯实基础、补齐短板，以更加安全、高效的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我国着力提高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意义重大

经济全球化发展下，一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不仅要立足自身发展实际，更要在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与竞争格局变化中进行考量。

从外部看，近年来世纪疫情与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因素交织，各国对产业链中断、关键产品断供的担忧增大，构建更安全可控的产业体系成为各国共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短链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明显。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推动世界分工协作体系与竞争范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为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提供了机遇，全球围绕新形势下产业链供应链主导权的争夺日益激烈。面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不断加大的经济围堵，必须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加快解决关键基础领域短板问题，从更高层次谋划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水平，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内部看，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确保关键战略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没有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容易受制于人，而且也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危急时刻有劲无处使，国计民生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居于枢纽地位。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完整性、稳定性、韧性得到充分展现，但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基础不牢等带来的“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向高端迈进，外部战略遏制与内在升级需要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解决关键短板问题，以安全、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支撑新时期总体战略目标实现。

产业基础总体发展生态有待优化

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要素的集合，既包括核心工艺、技术、产品等硬实力，也包括政策环境、基础设施、质量标准等软实力。近年来，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产业体系完整、组织集成能力强等优势，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取得显著成效。但以“工业五基”为核心的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问题仍旧突出，成为影响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安全运行的关键瓶颈。以重大技术装备为例，作为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之重器”，重大技术装备决定着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83年以来，我国通过政策引导、工程依托、滚动实施等方式，除集成电路装备外的重点领域基本实现了从研发、设计、制造到测试的全面突破，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有力支撑了我国国防科技和国民经济发展。但随着近年来中美竞合加剧，美欧日等利用技术垄断、规则管制等对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相关企业进行恶意打压，对我国发展亟须的关键基础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实施断供，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加剧。

一是部分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受制于人。如工业母机用轴承、液压件、齿轮等高端基础部件基本依赖进口；智能制造装备中的高端产品对外依存度达到70%；工业软件、芯片、操作系统、高级传感器等存在严重“卡脖子”问题。

二是关键基础工艺及质量水平与国外存在显著差距，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不高。如国产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连续无故障时间仅为国外的2/3；半导体设备、大型客机等领域与国际水平相差20年。

三是关键基础材料短板问题凸显。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关键新材料自给率仅为14%。如高附加值航空航天用碳纤维仍被“卡脖子”，汽车铝板核心设备与技术均需进口。

四是产业技术基础亟待加强。在标准制修订、认证认可、计量测试、检验试验、知识产权等软实力方面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发达国家在很多领域通过规则壁垒限制我国发展，如动用国家力量对我国企业亟须的知识产权实施禁售。

究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产业基础总体发展生态有待优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未能跟上发展需求，主要体现在：

一是投入不足。据不完全统计，美、英、法、日等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其R&D投入的比例保持10%以上，而我国近年来一直维持在5%左右。一方面，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很多行业在发展初期采用了引进模仿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的技术路线，导致对原始创新支持不足。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产业基础领域的薄弱环节大多为硬骨头，技术难度大、创新风险高，企业不愿投、不敢投。数据显示，我国5%的基础研究投入基本都是中央财政投资，地方财政和企业占比较少。

二是体系不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大型骨干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偏少，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不多。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成立的大量行业科研院所成为攻关基础共性技术的重要力量。1999年改制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以来，受经济效益导向、投入机制保障缺失等多重因素影响，普遍出现基础科研能力弱化、前沿领域布局不足等问题，对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带来较大影响。

三是应用不畅。产学研互动不够紧密，专业的转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大量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实现成果转化、填补国内空白的重大创新产品还面临市场推广应用难的问题，如国际厂商对国产首台套产品实行降价打击，国内一些主机厂商为规避使用风险不愿采购等。

夯实产业基础能力的重点举措

产业基础能力提升是个系统性工程，要遵循其规律和特点，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问题导向与应用牵引相结合、硬科技攻关与软环境建设相结合、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构建高端化、生态化、开放化现代发展体系，全面推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补短板、强弱项，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一是强化政策支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针对重点领域，根据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按照“滚动发展”原则分类制定攻关计划。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对芯片、高档数控机床等战略必争领域，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动用国家力量实施一批依托工程、重大专项，系统整合优势资源，力争早日突破。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保障基础研究投入比例持续稳定。重视前沿领域投入，选择一批前瞻技术和基础技术中的颠覆性技术，开展技术创新与技术突袭，争取新赛道发展优势。发挥各类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培育良好的投资环境，带动社会资本支持产业基础领域创新项目。

二是优化创新生态。加快构建龙头企业引领、单项冠军企业支撑、“专精特新”企业跟进跃升的梯次发展格局，培育一批优质创新主体，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源头供给水平。发挥大型企业特别是公益类央企、科技型央企在基础共性领域的创新主力军作用，布局建设一批产业基础技术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聚焦工业母机等战略领域组建国家工业母机创新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模式，探索设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创新的科技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用好转制科研院所资源，发挥其“企业+科研单位”的双重属性，推进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同步发展。推动有条件的转制院所一定程度回归公益属性，提高基础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三是推动转化应用。强化应用牵引，支持领军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和上下游企业，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提高科研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围绕重点领域制定一批依托工程，引导用户、制造企业联合攻关、研制开发和工程应用，提高关键技术创新突破效率。加快构建畅通高效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培育高质量的中介机构和技术经纪人队伍，提供精准全方位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服务，提高成果转化的成功率。推广应用方面，政府采购促进新产品推广是发达国家较常采用的政策扶持手段，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政府对重大基础创新产品的首购订购等政策，制定针对首台（套）产品的政府优先采购政策，优化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示范应用政策，完善保险补偿政策，助推国产产品走向市场。

四是着力建群强链。产业集群具有产业、企业、技术、人才和品牌集聚协同、融合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当前各国塑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通过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有助于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建设世界一流创新网络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深度耦合，快速提高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立足我国发展实际，要聚焦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加快建设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集群为载体构建“政产学研金用”融合发展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围绕产业链缺失环节“补链”，聚焦前景广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建链”，针对现有优势产业链关键环节“强链”，提高产业链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推动关键领域链式创新与整体升级，加速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迈进。

五是夯实质量基础。大力提升与产业基础发展相适应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试验验证等支撑能力，完善技术、工艺等工业基础数据库，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建设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积极推进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国际标准制定、高价值专利布局，提升国家话语权。加强数字化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先进基础工艺普及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创新容错机制，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培育一批有敏锐眼光和创业魄力的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加大基础研究领域人才培养力度，面向海内外大力引进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和高端创新团队，健全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全面释放创新潜能。

六是增强国际合作。尽管当前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逆全球化冲击，但开放融合、互利共赢仍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发展，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必须依靠科技自立自强，但不是自我封闭，而是更积极地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才能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因此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织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全球布局网络。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前沿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领域，积极开辟多元化合作渠道，推动基础研究发展进步。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加强我国在国际标准与规则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争取全球新兴技术治理规则制定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