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百姓仆 逝亦大众魂 ——追寻新闻出版家王春的大众情怀

经济网山西讯 从烽火太行走出来的王春，是由我党从斗争实践中培养出来的一位具有众多魅力，影响较为深远的新闻出版家。而在他众多魅力中最具吸引力、最为浓墨重彩和光华夺目的，是他终身都在追求和践行的——中华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

（一）

牵手大众是王春从小就逐渐萌生的追求与向往。从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之后，他就和学友战友加挚友人民作家赵树理一起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用手中的笔和笔下的纸，把文艺、文化和大众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了20世纪中国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扶植者、践行者和组织者。

1933年，他读了赵树理几篇通俗小说，引起了他提倡大众文艺的动机，并写出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说明其重要性，虽然没有找到发表的机会，但自那时起他的兴趣就吸引到了这一方面，并一直期盼着打造一块属于大众的“文艺百花园”，来实现自己的“大众梦”。

“少年负壮志，奋烈自有时”。1939年7月，王春担任了《黄河日报》（路东版）主编，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赵树理编辑副刊。他们把副刊的名字定为《山地》，就是为了在烽火连天的太行山上打造出一块“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圣地，《山地》在形式上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无所不见，在政治内容上以发动人民抗日，揭穿阎锡山反共、反民主的阴谋为范围，让《黄河日报》（路东版）这张新生的小报与过去任何报纸的面貌都不一样，贴在各县城和一些大集镇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意靠近看看，不识字的也要识字的给念念、讲讲。识字的看得懂，不识字的听得懂，看报的听报的人多了，往往弄得路为之塞。

1941年8月，王春和林火、赵树理等人在太行山上发起成立了“通俗文化研究会”，力主通俗化，积极拥护和践行鲁迅关于文学大众化的主张。当年9月25日和10月25日，《抗战生活》革新号第2卷第1期和第2期，连续发表了由王春、林火和赵树理集体讨论，以“吉提”之名发表的《通俗化“引论”》、《通俗化与“拖住”》两篇文章（后收录于《赵树理全集》），对通俗化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初步的阐述。这是王春、林火、赵树理等人发起成立“通俗化”研究会的理论主张，也可以说是王春、林火、赵树理大众化文艺的宣言书。

（二）

文艺通俗化、大众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疑虑、畏难、反对之声在太行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1941年10月12日，太行区腹地黎城县在汉奸的操纵下，反动会道门离卦道举行了有五六百人参加的反革命暴动，深刻地暴露出根据地文化建设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引起八路军前方总部、北方局、129师政治部和晋冀豫区党委的警觉。

1942年1月16日至19日在晋冀鲁豫边区腹地涉县召开了太行区文化届座谈会。400多位理论和文化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名义联合召开，邓小平、李雪峰、王东明、蔡树藩、杨献珍等边区党政军领导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徐懋庸、张秀中、王春、赵树理、何云、陈默君等边区文化文艺界知名人士相继发言。

召开这次文化人座谈会的初衷是加强边区农村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打击反动会道门，肃清农民中存在的各种落后乃至反动思想的影响，从而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最终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在文艺为群众服务问题的讨论中，首先遇到了文艺通俗化，大众化，学习群众语言，适应群众接受能力等问题，赵树理在会上用一件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从群众中收集到的宣传封建迷信，毒害群众的活生生的事例，大声疾呼文艺要大众化，我们应该起而应战，用通俗的新作品，坚决地夺取封建文化阵地。可是反对的声音仍然层出不穷，有的人认为通俗化是“庸俗化”，群众语言写不出伟大作品。王春在会上发言，极力主张群众工作所产生的通俗意识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就是说首先要深入把握群众意识被旧思想旧文化所决定的状况，才能产生深入群众的途径。以革命者的主动态度去把握“深入”的“现实”。反复强调在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意义上发挥通俗文艺的作用。“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王春深知一旦大众从“落后”中醒悟，革命的航船定能始终动力强劲，在劈波斩浪中行稳致远。而“落后”者的醒悟还必须由革命的文化人靠“笔杆子”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运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和文化打动心灵，改造思想，提高觉悟。所以王春在这次会议上不管风吹浪打，始终站在通俗化、大众化这一边，全力支持赵树理的主张。

可以说，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的召开是成功的，使文艺工作者获得了初步的启发和教育，旧有的文艺观开始发生转变。以王春、赵树理为首的倡导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主张得到了边区党政军领导的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文艺工作者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并在后来的创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久，便从这里诞生了体现解放区文艺发展方向的代表人物——赵树理。所有这一切都同这次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王春是赵树理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引路人，扶持者。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以后，王春更加注意文艺大众化的普及工作。当时太行山文艺界仍有人存在鄙视通俗文艺的倾向。王春便将延安所出《解放日报》和能收集到的地方报刊上登载合乎大众化的短篇小说选了三个集子，以证明提倡并实际写大众化文艺作品的人都不谋而合，这是党的提倡和群众的要求。

（三）

赵树理在他回忆王春的文章中说“大众文艺，只是他注意力集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他全面关心的是大众文化”。1946年2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任命王春为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华北新华书店并不仅仅是一个发行单位，而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统一的出版发行机关，直属中央局宣传部领导。在王春等同志的领导下，他们编辑刊物，出版图书，为解放区的文化大众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店从1945年6月开始，曾以《新大众》为名编辑、出版、发行过《新大众》杂志和《新大众》报，时间长达三年半。《新大众》名副其实，为大众服务，是《新大众》杂志和《新大众》报的根本指导思想。

《新大众》的主要读者对象是识千字左右的区村干部、小学教员。从自己的读者对象出发，《新大众》对登载的文章，强调深入浅出，强调通俗化。农村读者关心国内外形势，但又读不懂报上刊登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新大众》杂志为此开辟了《天下大事》专栏，每期有一篇讲国内外大事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头有尾，前后衔接，像章回小说一样，很受读者欢迎。读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样的疑难问题，希望给予回答。《新大众》杂志为此开辟了《有问必答》专栏，专门回答读者的问题，同时还开辟了《小言论》《大众信箱》《自修学校》《读者俱乐部》等栏目，并经常采用快板、民谣、诗歌、谚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力求做到生动活泼。

1948年1月，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新大众》报在《新大众》杂志的基础上诞生，可以说它是杂志的继续、展开、扩大。《新大众》报是一个杂志化的报纸，《新大众》杂志的风格、特点在报纸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1948年1月创刊，4月份就发行到3.8万份，5月底发行到4.6万份。战争年代，在山区办报纸、发行有诸多困难，《新大众》报能发行到这样一个数字是很不容易的。1945年进入《新大众》报，后曾任《工人日报》社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的赵德新在回忆文章中说；“《新大众》报当时的发行量是排在太行各报前面的”。当时太行山上除了《新大众》报，还有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太行区党委办的《新华日报》（太行版）。1985年8月太行新闻史学会在《太行区各新闻单位简介》中介绍：“《新大众》报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为根据地人民所喜闻乐见，也为根据地报刊做出了榜样。”

在众多赞誉背后是王春作为杂志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默默无闻，而又实实在在的付出。王春心里总是装着大众，想着大众，与大众心心相印，事事相通。在任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时，专出大众化、通俗化的小册子，凡是在文章中带有八股气的，一概不出版，挨了很多人的骂，但骂也无用。他主张出薄书，几千字的、一万多字的都出单行本，几分钱，一二合米就可以买一本，深受群众欢迎。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曾在赵德新所著的《半个世纪的报人生涯》序中写到：“德新同志文中经常谈到王春、赵树理、冯诗云、章容同志，说这四位同志是他的良师益友。这几位同志我都熟悉，也是我的良师益友........这几位同志都热心通俗化新闻事业，从太行山到北京矢志不渝”。王春还用王首季、王千秋、胡启明、王君瑜等10多个笔名，著有《重庆的喜剧》《愚公移山》《美国侵华史话》《写作零谈》等书，并在当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刊物《抗战生话》《华北文化》《新大众》杂志，《新大众》报上开辟了《古与今》《读书笔谈》专栏，经常发表文风泼辣的杂文、史论和短评。从已经收集到的王春许多谈话、讲话、报告和文章里面，我们会频繁地发现一个个格外引人的双音汉字——“大众”！他说“大众”是从千百万百姓的利益出发的，是为了百姓的福祉，他的语言是坚定自信的，他的内容是通俗易懂的，他的说理是精辟透彻的，这就是王春特有的风范。

（四）

王春对于发表的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要求得十分严格。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很恼火。他常说写一篇文章要有所作为，要有目的性，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明确；没有目的性的文章，不管他形式如何优美、辞藻如何华丽，结果都是无病呻吟，浪费人民的纸张。他反对那些生吞活剥的欧化句子和大众不懂的词儿，提倡文章要写得“懂”与“动”，就是说，文章要让读者或听者看得懂，听得懂，看完了，听完了，受感动有行动。王春为了大众，工作上认真负责，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的精神，可用他编写《大众字典》一书来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学习文化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很需要学习文化知识的工具书——“字典”，可是当时流行在市面上的字典，不能解决帮助群众学文化的问题，于是他就有了编写《大众字典》的想法。王春认为这是消灭文盲最迫切的事情，一定要搞好。他采取以词注字的编写方法，往往为了一个字的解释苦思冥想，反复推敲，直到满意为止。赵树理曾经说到他编写字典时常面对一个字坐夜，好象老和尚在那里参禅悟道，有时候则乱打电话找人问计——“老赵！一点两点的‘点’字怎么解释?照几何学上的定义讲，大众不懂；离开了那个讲，又错误.......词性又不统一：一点、两点、重点、要点、优点、缺点......点头、点句、点豆腐、点缀、点心......算了算了！究竟分几义，让我慢慢数。请你给我出个主意用什么词汇来解释？”这部字典他一人已经写下了80%的词条，可惜未完成就早逝了。王春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看了字典原稿后认为编的很好。他在王春的追悼会上抚棺痛哭，表示为了纪念王春，他要把这部字典编出来。王春的不少战友回忆说，王春为了编写文章，经常带病工作，常常看到他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拿着笔，一条腿屈在椅子上，半蹲半坐，笔不停地写着，一写就是十几个钟头。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沁出来，滴在纸上，他却依然写的那样虔诚，那样聚精会神，仿佛是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自己的信仰和寄托。赵树理每次见他捂着肚子，头冒汗珠编稿著书时，就劝他注意休息，保住革命的老本，他总是谦和的地答道：“为了使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文化上来个大翻身，不流血也得留点汗呀！”

    历史长河中，从1939年到1951年，只有短短的12个年头，弹指一挥间，但作为个人来说王春在新闻出版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沃土上的耕耘与播种付出了12年的精力，血汗，直至生命。1951年12月30日，王春终因劳累过度患肝癌在北京逝世，年仅44岁。

“生为百姓仆，逝亦大众魂”。王春作为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履历充满了艰难与曲折，但正是这艰难与曲折造就了他通过新闻出版唤醒大众，团结大众，服务大众的大众情怀，这情怀辉煌灿烂！今天，等我们回过头来追寻当年王春的往事时不得不说的是，如今他依然是当代宣传文化战线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一个活生生的“先辈树起的榜样，后生常仰的楷模”。

（文/李锁江  牛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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