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整个印度首都新德里在雾霾的笼罩下几乎不见天日，这场遮天蔽日的雾霾被称为印度三年以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危机。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指数爆表，印度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10月31日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只能在严重的雾霾中，接受欢迎仪式。
很多印度民众表示，生活在严重雾霾中，每天早晨醒来，都会感觉头疼和呼吸困难，眼睛也像灼烧一样。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11月3日在推特上表示，“(空气)污染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不知读者对这种雾霾天气是否有印象？2011年10月，自美国大使馆公布的PM2.5的数据被网友转发后，各路媒体跟进，引发诸多争论，坊间对空气污染的话题持续发酵，随着民众的持续关注也有了进展。中国环境保护部通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二次征求意见稿的最大调整是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收紧了PM10、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
让公众参与进来，是改变标准在内的中国环保工作滞后状态的重要一环。撕开伤疤，大气污染治理带着痛定思痛的勇气，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篇章。如今中国蓝天保卫战进入攻坚阶段，既往成效带来了哪些经验和新挑战？在“后大气治理”时期，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方向又在何方？
空气之殇
环境污染问题，各国都有经历。大气污染治理在中国不是新鲜事物，但环境保护工作也是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的。
改革开放前，空气污染治理集中在工厂粉尘治理阶段。该阶段国家工作重心为经济建设，出台的环保制度比较少，且制度主要是针对各公私营工厂企业内的空气质量。
1978年-1989年，是全国大气浓度治理阶段。环境保护逐步得到重视，除了将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先后提出环境保护的八大制度外，环保机构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相关制度的数量和形式都有所增多。1982年国家成立环境保护局，内设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2年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专门致力于加强各部门的协调；1984年成立国家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工作有了机构保障。此外这时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1982年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运用量化的方法，将大气环境质量区分为三类，并且规定了空气污染物三级标准浓度限值，使大气污染治理和保护可操作化。
1990年-1999年的大气污染治理试点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制度主要采用试点方式，制度制定得到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大气污染治理越来越多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规定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并约谈主要负责人，为大气污染的治理提供各方面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各地环保部门针对污染总量进行限制，开始实施联防联控措施，进一步促进制度发展。
从数据上看，经过3年的努力，蓝天保卫战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全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辽宁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刘佳奇从多角度分析现阶段我国大气治理取得的成绩：一是从数据看，2019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2%，同比上升2.7%；PM10浓度为6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二是PM2.5（细颗粒物）浓度进一步降低。2019年，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均浓度同比下降2.4%。例如，北京PM2.5浓度为4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2.5%。三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降低。2019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分别下降了4.4%、3.5%。四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稳步改善。五是人民的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2019年，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1.7%，重污染天气影响减轻。“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预计2020年能够如期完成。
刘佳奇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比如注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进区域内的精准治污。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专项检查等发现了大量涉气环境问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及整改落实。
区域治理 协同防治
河北省因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大，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历来就是环境污染的“重症患者”。2015年，环境环保部发布的一份报告，对全国城市的环境排名，其中河北省7个城市排在空气质量最差前10位。转型发展之急，转型发展之难，于河北而言，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2018年1月，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公告要求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2+26”城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26”城市是指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市，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市，河南省郑州、开封、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市（含河北雄安新区、辛集市、定州市，河南巩义市、兰考县、滑县、长垣县、郑州航空港区）。
不仅如此，生态环境部还将对工业企业环境违法问题集中、大气污染防治推进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大气污染问题十分突出的城市，进行挂牌督办或公开约谈，严肃量化问责。因此河北的环保风暴也更强烈持久。
到今年生态环境部公布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简况，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前10位中，河北省占据4个。经过几年的努力，河北省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逐步有了成效。
大气污染的积累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决定了治理的难度大。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气污染治理没有灵丹妙药，需要长期、系统、持之以恒的综合治理。从污染排放来看，大气污染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等多种社会经济因素有关。
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开始注意到大气污染治理，已经经历了五个阶段。由最初的单一针对某一大气污染物开始，到目前形成了联防联控、多举并措的治理局面，空气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较受关注的京津冀、汾渭平原和长三角三大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治理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19年三大重点区域在大气污染治理上所付出的努力，从产业、能源、运输和农业等多个方面统筹治理，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出台了相对应的政策法规，以针对性的治污策略和严格的治污手段，确保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受访专家表示，“2+26”城市就是大气污染区域治理的典范之一。朱彤谈到，从控制阶段来看，大气污染控制从初期的末端治理发展到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规划设计，从城市尺度发展到区域污染联防联控。
同呼吸 共命运
“近几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把感官污染给降下来，让天更蓝，我们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张一哲更关心指标性污染物的控制问题。他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谈到，空气污染的治理不能只是“表面功夫”，要死磕每一种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的污染物，以及它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协同效应。
5月15日，生态环境部将召开4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表示，蓝天保卫战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部分地区PM2.5浓度依然较高、O3污染问题凸显、结构调整难度较大等挑战。
近年来，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已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秋冬季PM2.5污染严重，夏季臭氧污染突出。苏皖鲁豫是长三角和京津冀及周边两大区域的连接带，与这两大大气治理重点区域间存在明显的传输影响。
从污染程度上看，苏皖鲁豫交界地区集中了近8000万吨钢铁、4000万吨焦化、1.4亿吨水泥、1.1亿吨石化产能，半数城市耗煤量超过1000万吨，单位面积煤炭消耗强度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相当，大气污染物基础排放量大，治理难度高。刘炳江说，生态环境部今年将推动苏皖鲁豫交界地区22个城市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补短板，提升治理水平，推动整个区域空气质量的加速改善。
刘佳奇认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形势仍然严峻。虽然经过前期的治理，珠三角地区等区域的大气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的治理任务依然艰巨。与此同时，汾渭平原、长三角西北部（即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又成为了新的重点治理区域和重要攻坚区域。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首先要意识到，污染改善受益的是当地的居民健康。其次，为了实现区域里重点城市、区域整体空气质量改善，需要推动区域联防联控措施。”朱彤建议，“可以考虑设立一个“区域联防联控基金”，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空气质量改善获益大小，确定基金贡献额度。”朱彤解释道，该基金将专门应用于资助能实现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各项措施，可以由区域环境治理协调机构进行统一调配。
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生态专家组一些成员近期参加了生态环境部起草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草案送审稿)》的审议修改工作，对近年来国内区域污染共同治理成功案例以及当今国际区域环境管理与合作先进经验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合理的区域污染协同防治体制机制的建立以及可靠的科学评估支撑体系是区域大气污染协同防治工作的关键。
应该承认，不管哪个城市或地区的空气质量改善，都难独善其身，客观上都要与周边区域“同呼吸，共命运”，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有效的治理控制是必由之路。
大气治理进入深水区
大气污染治理需要更充分的市场化改革才能解决问题。随着治理进入深水区。张一哲提到，“我们不应该期望今后的治理效果能像前几年这么立竿见影，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急功近利。”接下来大气污染防控主要的挑战是要保证在原有成果的前提下，持续推进各行各业的产能和技术升级，这个过程的困难一定越来越多，如何处理好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是面临的主要挑战。
发生过“大烟雾事件”的伦敦当时的污染比当下中国更严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污染物下降了80%。发生过严重“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洛杉矶，车辆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可见空气污染治理是有迹可循的。
“目前大气总体环境质量数据表现趋好，蓝天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成果显著。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问题与挑战浮现出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提到，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消费模式的转化，大气主要污染物的来源、种类也产生一些变化。例如臭氧的平均浓度不降反升，与城市汽车移动源的大幅增加和VOC排放有关。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大气保卫战成果，蓝天保卫行动计划的升级版也在进行中。
面对十四五的减排重点和难点，尤其是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学物（VOCs）的减排目标实现涉及众多的重污染企行业，如石化、化工、工业涂料、包装印刷以及油品储运等，这些污染往往具有非点源污染的特点，导致控制难度极大、成本高昂，所以迫切需要与产业升级同步。李岩建议，通过清洁生产、全过程污染预防实现用最低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进一步加快经济手段运用，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刘佳奇提到，我国PM2.5污染问题仍待解决。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为36微克/立方米。这与世界卫生组织10微克/立方米的推荐值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国已经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十四五’既是实现相关目标的关键阶段，又肩负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无疑对于温室气体与污染物的协同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张一哲表示，结合发达国家经验，根据库兹尼茨曲线来看，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期，环境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产生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落后的产能，解决方法无非是升级产能或者转移落后产能两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