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一个村子，村里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全村一万亩地被孙吴承包下来，他购置了全套的农业机械，每年小麦收割后再种一茬玉米。农忙时，他会雇一些短工到地里帮忙，年收入达几百万元。“一个人干太累了，真想歇下来”，孙吴有些无奈。但是村里人都鼓励他，“实在不行我们把土地的转包费降一二百，你继续种多好！”
这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在固始县调研时遇到的一件让他放不下的事。这也让多年来关注“三农问题”的郑新立颇为感慨：“如果将城乡一体化的因素加进来，农民增收就有出路了。”
当前我国面临第四次结构转换，郑新立告诉《经济》记者，此次转换的内容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农民收入较快提高，并尽快赶上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
回顾历史，第一次结构转换是通过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崛起，解决了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供给紧缺的问题，并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使农民收入迅速增长。第二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四大支柱产业的振兴。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一个10年，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通讯网居于世界前列。
前三次的结构转换，解决了经济发展中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郑新立指出，目前来看，城乡协调这一重大问题尚未解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农民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不到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全国2.2亿的农民耕种18亿亩，平均每个农民耕种7亩地。“如果还继续耕种粮食作物，农民收入水平无法提高。”
郑新立认为，要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关键的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乡发展“新五化”，即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正是第四次结构大转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第一招：开源增收
去年，郑新立到湖南调研时发现，当地种两季水稻，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等成本，每年纯收入不过500-600元/亩。如果将土地转让出去，每年的转包费约700元/亩。转包费不仅高于农民种地的收入，也将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到城里打工可获得一份更高的收入。如此一来，农民便有了两份收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3072元，年收入三四万。由于锚定效应，即便转包费降低一二百元，农民也不觉得损失。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要通过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从而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2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2.7%。根据失业率调查，空置岗位和求职人数之比为1.13。这说明市场就业环境较好，二三产业仍然具有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因而，要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旦转移到二三产业，便可分享二三产业的利润，比种几亩地的收入高出数倍。若农村妇女经过培训，到城里当月嫂，月收入可达8000元。如果她们会做几道特色菜肴，到城里当保姆的收入更高。当前城市大量缺乏此类劳动力，也为农业人口转换城镇人口提供了有力条件。
第二招：延长产业链增收
在荷兰，农民是一个体面的职业。
一个荷兰农民年纯收入达四万多欧元，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原因就是他们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荷兰利用有限的土地种植花卉、加工奶制品。在种植和养殖环节是一家一户，而加工、销售环节则通过合作社完成。合作社有大家共同的商标和品牌，还聘请了专业的经营人员。当合作社效益好时，大家共同分红。农民既有产品交易的收入，也有利润分红的收入。当农民与合作社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时，大家精心保证产品的质量，自觉维护这一品牌。据了解，荷兰的花卉占欧洲市场的80%，畜产品、奶制品质量较高，不少牛肉现身北京五星级饭店。这些成就源于农民与合作社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近年来，国内的私人公司与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农产品价格高时，企业不愿意；价格低了，农民不情愿，从而形成了农产品多了卖不出去，少了大家哄抢的怪圈。郑新立认为，“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始终没有形成。借鉴荷兰的经验，只有让农民与合作社形成利益共同体，农民入股办合作社，将二者的利益联结起来，才能解决合同违约、价格大幅波动等问题。
如此一来，也有利于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当前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比达到2.2：1，农产品加工率达到65%。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4：1，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68%；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进一步提升，达到75%。也就是说，该比例提高到3:1的水平。郑新立表示，一直以来，农民只分享了农业种植环节的利润。如果在加工、销售环节也让农民分享到第二三产业的利润，便延长了产业链，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第三招：出口增收
当前“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现象折射了我国农产品竞争力不足的事实。但田忌赛马的故事则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1至12月，中国农产品出口金额为701.8亿美元，中国农产品进口金额为1159.2亿美元，贸易逆差457.4亿美元。据荷兰中央统计局2016年6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荷兰农业产品出口额达813亿欧元，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中国2.2亿农民搞了400多亿的贸易逆差，荷兰22万农民创造了813亿欧元的出口额，很说明问题。”郑新立表示，增加农民收入另一途径是扩大农产品出口。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换回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比如，出口花卉、蔬菜、水果、种子等，换回一些大量消耗土地、水资源的农产品，从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改革。但仅凭农民来提高规模化、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品出口能力、国际竞争力，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一方面，依靠财政来支撑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引入先进的生产力，打开城乡资本的“堰塞湖”，让城市大量过剩的资本进入农村，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城市资本进入农村，以农村的“三块地”为抵押，将土地的用益物权或者使用权转化为财产性收入，也可以通过用益物权抵押来撬动银行贷款。若想农民增收，必须加快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在于解决认识上的误区。“不要把城市资本下乡看作洪水猛兽”，尤其是在城市打工多年返乡的农民工发展规模化、现代化农业，更要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因为他们本来就来自农村。
第四招：绿色增收
“你们施的化肥农药是不是太多了？”
“是太多了！”
某研究员在调研时问农民：“施那么多的农药和化肥，不是增加成本吗？”农民回答：“如果不施化肥，庄稼怎么长呢？没有庄稼和产量怎么赚钱？”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敬学告诉《经济》记者，我国施用的化肥农药普遍超标，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为此农业部专门制定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若实现这一目标，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减少农药、杀虫剂的使用量。以色列的农田采用电子灭虫或生物灭虫，比如，喷药令雄性害虫丧失生殖能力，而不是在杀死虫害的同时，也污染了农产品。
当然，也可以不施用农药化肥。在安徽黄山“中医农业”基地的茶园里，采用乔灌草立体种植，利用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群落驱虫、杀虫、引虫、吃虫。茶园种植的草本植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抑制杂草生长，无需使用除草剂。利用茶叶的吸附性和喜欢适度遮阴特点，种植花香、草香、果香植物为茶叶增香，又可以为茶树适度遮阴，为茶树创造一个适宜的健康的生态环境。在云南稻米产区，在田埂上种植特定的花草可以在不用农药的情况下保持水稻不发生病虫害，达到优质高产。
中国农科院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朱立志告诉《经济》记者，所谓“中医农业”，就是将中医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农业领域，达到促进动植物健康生长、实施病虫害绿色防控。“中医农业”的运作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体或提取物保护动植物生长；二是利用生物元素及天然矿物营养元素的组合搭配调理动植物生长；三是利用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群落之间的相生相克机理优化动植物生长。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朱立志建议，通过“中医农业”，推进农业清洁生产，用新型肥料和农兽替代化学肥料和农药，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同时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推行“中医农业”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加快畜禽粪便、秸秆和其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土地是财富之母。”朱立志认为，只有搞好了生态循环农业，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就会不断提高，土壤的理化性状也会越来越好，被化肥农药破坏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就会逐渐恢复，作物根部的养分循环就会畅通，耕地的质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据了解，每年全国约有8亿吨秸秆的产量，一部分秸秆可以变成饲料，大部分秸秆利用率很低。若采用先进的技术，将秸秆转化为生物柴油，比烧掉更划算。
第五招：品牌增收
一个浙江商人到喀什承包了一片大草地，办了一家奶牛场，生产的奶粉又销售到上海，在长三角地区赢得了诸多母亲的信任。事实上，只要是优质、绿色、可信赖的农产品完全可以卖出好价格。
关键问题是如何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在法国，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80%源自合作社，并且法国的农业部门对所有的农产品都建立了原产地可追溯和质量标识制度。超市售卖的农产品标签上有红绿蓝三种颜色，分别代表有机、绿色、无公害三类。农产品的鉴定和监督也由农业部门承担。
上个世纪70年代，法国是农产品的进口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如今已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借鉴法国人的经验，一是发展合作社，政府的财政补贴集中对准合作社；二是建立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法国人凭借这两个法宝，让法国的农产品建立了信誉度和美誉度。
三年前，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组成员之一的郑新立将“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这句话写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今看来，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出台。“我们必须建立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让有机、绿色食品的鉴定、标识具有权威性”，若农产品无法取得城市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便无从选择，农民也无法以此增收。郑新立希望未来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的监督下，将农业部和质检总局等部门协调联动，首先解决农产品质量问题，将农民增收摆在第一位。“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说再多都是白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