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区域经济的基本态势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增强；二是区域经济出现了分化。”4月1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8年会”上，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就新阶段区域经济的基本态势进行了解读。
衡量区域发展协调的四个方面
杜鹰认为，衡量一个区域发展是否协调主要看四个方面，一是从经济角度看，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具体衡量指标是人均GDP生产总值。“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特别是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缩小了。但总的来说，目前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相对差距缩小的势头并没有逆转。”
二是看各地区的老百姓能不能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发展为了人民和执政党的根本属性决定的。“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多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一个倒U字的趋势，先是扩大后缩小，之后有可能又扩大再缩小，是波浪形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在区域经济差距缩小进程中，政府提供给老百姓的一个基本政策职责，如果一个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很大，我们就不能说区域发展协调。就目前阶段看，我觉得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还是在缩小，而且这些年来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新的进展、新的进步。”
三是看各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区域经济的基本原理是比较优势的发挥和比较优势的交换，没有不同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和通过区域交换使比较优势得到体现，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就做不大。从这个角度看，杜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的完善，特别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不同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资金组合已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态势。
四是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是处在一个和谐共生的状态，这是衡量区域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空间管理的力度都在空前地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从以上四个方面是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的，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是我过区域发展的基本面和主流。
区域分化的三个表现
“区域分化是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面和主流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现象，不能用区域分化去否定区域发展协调性的增强。”杜鹰表示，所谓区域分化是指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势头出现了情况迥异的变化，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四大板块的分化比较显著。2008年到2012年，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5年超过东部地区，其中东北地区的增速在2008年居四大板块之首，为13.4%；2010年以后落到中西部以后，2013年以后又落到中部地区的后面，到2016年东北地区的增速只有2.5%，跌到低谷，分别比西部、东部和中部慢了5.8、5.5和5.1个百分点，8年间东北地区增速下滑将近11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的增速目前仍然超过中部地区，但是速度差从2012年中西部比东部快3.1和1.6个百分点，缩小到2016年0.7和0.4个百分点。2017年中部地区的增速不仅超过东部，而且超过了西部，这是多年来中部地区增速首次名列四大板块首位。
第二是板块内部的分化明显。西部大开发的12省区中，西南的开发比较少，问题比较多。2014年只有四川、广西增速低于平均水平，而西北六省区全部低于西部增长的平均水平，其中问题较多的是内蒙和甘肃，中部六省也在分化，其中问题比较多的是山西，2016年的增速只有4.9%，位列全国倒数第二。另一方面，安徽、江西、河南、河北、湖南增长势头不错，正因为这几个省的带动，去年中部地区的增速名列全国首位。东北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辽宁增长问题最多，2016年增速是-2.5%，黑龙江居中，吉林增速大体与全国水平相当。东部地区也有分化现象，其中河北增速最慢，处于中部垫底位置；另外天津的增速从2013年居全国第一，下滑到现在的第四、第五位。可以这么说，这几年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板块内部分化和差异性发展最为显著的一个阶段。
第三是南北分化比较明显。2013年以来，我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经济增速开始拉开，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个百分点扩大到2017年的1.4个百分点，2017年南方GDP占全国总量的61%，是1980年以来占比最高的时期；相应的北方占比为30%左右，呈现出全国经济增长南快北慢和经济增长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附带说一句，自隋唐以来到近代，我国地区的差距就是南北差距，而近代以来我国地区差距主要是东西差距，因为列强入侵，门户被迫对外开放，沿海和内地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现在奇怪的是又出现了南北的差异，这个现在值得好好研究。
区域分化的原因：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
杜鹰认为，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三个因素是区域分化的主要原因，周期性因素是外因，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是区域分化的主因、内因。周期性因素与区域增长的关系很复杂，一般认为经济增速高的时候，地区的增长差异会比较大，增速比较低的时候，地区间的增速差异小，但是现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区域分化也比较明确，可见单靠周期性因素解释不了现在区域分化这个现象。
在他看来，现阶段区域经济分化有着更深刻的背景，那就是我们正处在结构变革和功能转换的特殊时期，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以新的发展领域为统领，以质量效益为中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进“双创”和发展新经济为代表的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特征。在这个大背景下，凡是资源加工型和传统产业为主的地方，凡是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地方，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的困难就更多一些，受经济下行的压力影响就大一些，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速下滑。而结构变革起步较早、基础较好、市场化程度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结构变革的挑战，赢得先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这就是区域经济分化的内因。
杜鹰指出要客观、正确地看待区域分化，不要大惊小怪，手忙脚乱，因为目前区域分化的程度并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时期，并且不是靠短期因素和短期政策调整就可以改变的；又不能漠然处之，掉以轻心，任其发展，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局部地区的增速下降，可能会酿成全局的一个风险，也可能会使区域协调发展的势头出现逆转的一个风险。
加强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因势利导地引导分化
他认为应该有效地控制分化，因势利导地引导分化。第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要把区域分化的原因分析透。重点研究转型成功地区，比如广东、浙江、江苏，了解转型成功的基本经验和值得推广地方；关注转型困难地区，对这类地区要深入解剖，发现问题和转型难点，这个调研工作现在不够，希望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第二，要坚持目标导向和施策的针对性。要帮助转型困难地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给一定的支持政策，并且这个支持政策要坚持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坚持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深化改革，有利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导向。除了转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涉及就业、社保、民生问题的中央一定要出手相助，但是这个相助不能迟滞地区的结构转型，以不影响结构转型为前提的帮扶才是有效的。同时，不能因为现在出现了局部区域差异大的现象，就“抑中助西”、“抑南助北”，只有转型快的地方充分发展了，这个蛋糕才能做大，才能更有力量去帮助问题地区。
第三，要注意发挥区域间的良性互动。不管是转型好的地区还是不好的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也都有自己的短板，要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使两者的要素和资源进行交换。广东这几年发展为什么比较主动？就是利用了北京科研基金的研究成果，到广东进行产业化，这就是区域交换的结果。一定要致力于建立全国统一的资本市场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市场，这方面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四，要统筹国际国内。因为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比较大，要素成本升高，所以沿海有些企业转到东南亚、南亚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往中西部转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打通国内资源配置的一些障碍，使区域的协调性能够进一步地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