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体垃圾完全降解需要多长时间?
2019年《奔跑吧》首期节目给出了一连串直击人心的数字:苹果核2周,厚重羊毛衣物5年,易拉罐200年,塑料制品1000年,玻璃瓶200万年。节目中还指出,杭州一天的垃圾产生量可达1.2万吨,3-4年就能把一个西湖完全填满。
生态环境部2018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年报》显示,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1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010.1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78.1万吨,生活垃圾产量高达20194.4万吨。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生固体废物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亿吨左右,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亿-700亿吨,部分城市垃圾围城现象十分突出。
“11+5”
4月29日,生态环境部举行4月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筛选确定了广东深圳、内蒙古包头、安徽铜陵、山东威海、重庆(主城区)、浙江绍兴、海南三亚、河南许昌、江苏徐州、辽宁盘锦、青海西宁等11个城市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同时,河北雄安新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福建省光泽县、江西瑞金市也将作为特例,参照“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一并推动。
据了解,此次评选中,全国23个省市区共推荐了59个候选城市,最终入选率为18.6%。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筛选试点城市时,首先要考虑国家战略布局,在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规划区域中选择代表性、带动作用较强的城市;其次综合考虑东中西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及产业特点和地方政府积极性等因素,优先选取开展过或正在开展各类固体废物回收利用试点并取得积极成效的城市;三要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中选取工作基础较好的城市。
作为“无废城市”的首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宛表示,“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去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也指出,“无废城市”并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要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通过在试点城市深化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改革,总结试点经验做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为推动建设“无废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生态环境部也表示将于近期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和《“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会同有关部门召开现场启动会,研究部署“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大力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坚决遏制非法转移倾倒,探索建立量化指标体系。
重建产业价值链
“无废城市”建设不仅可以产生直接的环境效益,还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的产值规模将达到7万亿-8万亿元,且带动4000万-5000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然而,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利用率较低、未形成应有规模产业、缺少规划和目标等问题仍然制约着产业的健康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传统的固体废物处理领域仍处于一种无序、无组织的混乱状态,缺乏整体的规划与管理。固体废物处理作为一个产业门类,一方面既缺乏相应的市场秩序与规范,同时也缺失一定的市场准入门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率都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与发挥。
此外,我国固体废物处理市场主体小而散的现状也与巨大的市场规模不相匹配。从国际经验来看,固体废物处理行业的高效资源化利用离不开规模化与正规化处理企业的参与,不管在日本、新加坡,还是在欧盟,正规化与规模化的处理企业已成为当地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带动资本市场中的财力、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不断提升,相比之下,我国仍然处在“游击队”状态——赚钱的有人做,不赚钱的没人做。
对此,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认为,要实现固体废物处置市场的正规化,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全民的参与。其中全民参与是前提,政府主导制度设计与市场监督,处理企业则必需要成为固体废物高效资源化利用的市场主体。杜欢政还指出,未来“无废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固体废物处理必须要按照“全过程、全品种和全主体”的要求进行考量,从前端的分类、中端的运输和末端的治理,整个产业的商业运行模式与生态体系构建都需要统一的规划与实施,这样才能够真正撬动建设“无废城市”背后数万亿元的市场空间。
在曾刚看来,要进一步释放固体废物高效资源化利用的市场空间,还需解决关键环节中的阻碍要素。“目前危险废弃物、建筑废弃物、生活垃圾呈现出多头管理的现状,缺乏统一高效的管理体系;同时中介、黄牛大量中间环节的存在,既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同时也是市场重塑过程中的关键阻碍。”他表示,要推动固体废物处理产业价值链的重建,需要从当前监管治理的末端开始,沿着链条逐步向储备、运输等上游环节来解决关键症结,才能实现“治标更治本”的目的。
杜祥琬也建议,在“无废城市”建设中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明确固体废物相关产业源头准入控制、回收、综合利用等环节相关方的法律责任和管理要求,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企业间共生代谢等制度建设,建立资源化利用市场退出机制,不断优化市场结构,提升资源化利用整体水平。
(张军红根据新华网、光明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