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2月份，在墨尔本工作的华人青年小林因在市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当场收到了一张332澳元的罚单，按照1∶4.8的当前汇率，折合人民币约1600元。
以澳大利亚最低薪资18.93澳元/小时计算，这笔费用也相当于2天的工资。小林必须在罚单上规定时间即3月14日前缴清这笔罚款。
如果你在澳洲的公园遛狗，忘记清理粪便，罚款又会是多少呢？答案是250澳元。
高额罚金的背后，不仅是“让违法成本高”的西方社会治理理念，还有澳大利亚政府践行环保的巨大投入，以及澳洲人从小养成的垃圾分类习惯和深入人心的环保理念。
澳洲居民的垃圾分类
在澳洲人家中，至少会有两个垃圾箱，分别用来储存可回收物(玻璃瓶、塑料、易拉罐、纸制品等)和不可回收物(厨余等生活废弃物)。如果家中有草坪树木，还可申请一个专门用来存放树叶、杂草等有机物的垃圾箱。每周的固定时间，居民需要将垃圾箱推至街道一侧，市政厅（City Council，市辖区政府）的垃圾车会准时将其清走。
澳大利亚常见的三种家庭垃圾分类箱 来源 : 西澳 Fremantle 市政厅官网
大的废弃物，如家具、电器、自行车，则需要提前与市政厅预约上门回收。在笔者所在的地区，每个家庭每年有4次免费回收的机会，超过4次则需要另外支付费用；如果随处丢弃，则会被处以罚款。
笔者曾误将电视包装内的塑料泡沫当做可回收物丢到垃圾桶，邻居阿姨看到后，马上热心地指正，并帮我将泡沫断成小块后放到不可回收物的垃圾箱内。
当地家庭的子女们，从小便养成了垃圾分类回收的习惯。在校园内，澳洲学生需要学习较为详细的垃圾分类知识，科学老师还会讲解这些垃圾如何被循环利用。学校所在地的市政厅或绿色公益组织，也会举办讲座或安排实地参观，让学生对垃圾处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有更深刻的认识。
可以说，从小到大、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垃圾分类已成为了大多数澳洲人的一项“本能”。就算再顽皮的青年，也会在打闹后将喝完的可乐罐放到路边的可回收垃圾桶内。当大多数社会人的行为一致时，如果有一个人不遵守，他便会招致异样的眼光甚至指责。这也就是很多人在国内习惯了抢座、开车时鸣喇叭、不礼让行人，但来了澳洲后，却也自觉跟着澳洲人一样守序。垃圾分类同样如此。
澳大利亚出生的 Harrison Lo 小朋友教爷爷奶奶如何正确分类垃圾 来源：魏蔚 / 摄
近期消息显示，中国上海市将于2019年7月1日起实施新颁布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对个人混合投放垃圾处以50元-200元的罚款，单位混装混运垃圾，则罚款5000元至50000元。可以说，这是上海市在迈向国际环保大都市方面的一大进步。
在中国，居民家中的旧报纸、塑料瓶、啤酒瓶可以卖给废品收购站，在这个过程中，大爷大妈和拾荒者对资源的再回收利用实在功不可没。然而在澳洲却截然不同，居民处置家中垃圾反倒需要付钱给市政厅。
市政厅每两年通过招标方式，与垃圾回收公司签订协议。垃圾回收公司付给市政厅费用，定期将从居民家中收取的生活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植物垃圾回收后分别处理。通常生活垃圾会直接掩埋，植物垃圾在自然中降解，而可回收物将被运送至材料回收厂(Materials Recovery Facility)分类，之后很大一部分会运送至中国，少部分流向东南亚国家。
可回收物中，纸制品大约占45%，玻璃制品占约20%，塑料约占10%。这部分塑料垃圾通常直接打包运往中国，而后依据不同颜色、材质再被细分、清洗、破碎成塑料薄片，出口回澳大利亚，用于制造各类容器。
为什么中国的垃圾回收公司更愿意接受“洋垃圾”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回收垃圾分类做得好且质量较高(比如矿泉水瓶壁较厚)，制成的次生品质量也较高。
只不过，这一持续了多年的回收模式，在2018年迎来了逆转。
中国“国门利剑”影响澳洲垃圾出口
早在2017年2月，中国海关“国门利剑”第一剑便是开展打击“洋垃圾”走私集中行动。各地海关重点打击各类固体废物走私者，包括废旧笔记本电脑、旧电脑硬盘、液晶屏、电脑光驱、废旧手机、光盘废碎料、碎牛皮、废旧布料、废旧塑料、废矿渣等，走私手法有夹藏进口、非法买卖配额等。
2018年1月起，“国门利剑”继续将打击洋垃圾走私作为“一号工程”，禁止24种的“洋垃圾”进口。这也让身为全世界第二大垃圾生产国的澳大利亚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环境危机。
澳大利亚环境和能源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于去年11月19日发布的《2018国家废物利用报告》(National Waste Report 2018)指出，在2016-2017财年，全澳共产生6700万吨垃圾，填埋2170万吨，回收3700万吨，垃圾回收率高达55%。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可持续发展官网公布消息显示，此前，中国接受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可回收资源。
当中国关上大门，而澳洲本地又缺乏垃圾回收处理机构，回收后的垃圾只能堆放在垃圾场。截至去年底，全澳有130万吨垃圾堆放在各地的填埋场或转运站，其中塑料垃圾约有45万吨，极易引起祸患。
由于最大的出口通道被阻断，垃圾回收公司转而向各地市政厅收取垃圾处理费，这部分费用进而转嫁到居民身上。在维多利亚州，2018年7月1日开始的新财年，居民所支付的市政服务费就同比上涨了5%。
如此庞大的垃圾存量成了摆在澳洲政府面前的难题。有关垃圾处理的问题，经历了无数讨论。
有专家建议，将塑料垃圾制作成道路添加剂。这一构想已在墨尔本北郊一条300米长的道路上率先试用。这种道路添加物由53万个塑料袋、1.2万多个打印机墨盒和16.8万个玻璃瓶制成。由于其抗变形、耐高温，且适合重型车辆通行，专家预计其使用寿命将比普通道路高出65%。
然而，这对于澳洲庞大的垃圾产量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民营企业发现机遇
在澳大利亚包装公约组织(APCO)去年9月召开的会议上，澳大利亚环境部长梅利莎·普赖斯(Melissa Price)和澳洲邮政、Coles、Woolworths、Aldi等大超市，以及联合利华、雀巢、可口可乐等品牌、环保企业悉数出席。会议发布了联邦政府的2025包装计划(2025 National Packaging Targets)，主要包括：
▶ 2025年以前，实现100%的包装材料可重复使用、回收或可降解；
▶ 2025年以前，实现70%的国内塑料包装回收或降解；
▶ 2025年以前，实现新生产包装材料中平均30%使用回收材料制造；
▶ 逐步淘汰有问题或不必要的一次性包装。
定居澳大利亚20年的华人企业家王华伟看准了这一商机，他的“澳大利亚塑胶循环公司”(Australian Circular Polymers)已在墨尔本北部的萨默顿(Somerton)工业区投资1600万澳元(约768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垃圾回收厂，专门用来回收各类塑料垃圾，以填补本地市场空白。
“与日本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垃圾分类处理做得并不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和澳洲大品牌使用可回收包装制品，以凸显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品牌口碑，塑料薄片的市场需求也会是巨大的。”王华伟这样表示。
不久，他的工厂即将投入生产，他还考虑将来在其他州再开一家这样的回收厂。
过去几十年来，澳洲华人的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农场、餐饮及服务业等，但如今，他们的视角已经向环保、高科技产业转移，并在多个领域抢占了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