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尚全不顾此起彼伏的反对声，突破传统观念，先后提出了“商品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概念，并通过实地调研，论证了其正确性，推动了市场化改革的大踏步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他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如今耄耋之龄的高尚全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始终牵挂着我国的体制改革事业。今年1月，他在文章《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把握两个中性原则》中提出，要把“竞争中性”概念进一步延展到“所有制中性”，即各种所有制度都要平等竞争、一视同仁，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在他看来，把握好两个中性原则，对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有良好的正面作用。
“我希望能够帮助新时代的改革开拓者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适用。改革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也是我这一生的牵挂。唯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直到永远。”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中所描述的愿景，也正是他改革事业的写照。
《经济》：在您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哪些文件对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尚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性地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过去大家接受不了“商品经济”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计划经济，但是1984年已经到了不改革计划经济不行的阶段，所以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
到底要不要将商品经济写入文件，当时起草小组有争论，社会上也有争论。有人认为，发展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就没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便无法体现出来。但根据实践情况，我认为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在体改委工作，我的调查研究比较多。比如说，广东人爱吃鱼，但搞计划经济后吃不上鱼了，为什么？计划经济把鱼的价格定死了，养鱼人没有了养鱼的积极性，鱼就少了，当然也就吃不上鱼了。
后来价格逐步放开，养鱼人有了积极性，鱼就多了，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供应多了，价格下降，大家又能吃上鱼了。
这个例子说明，改革搞商品经济没有问题，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经济》：请您介绍一下，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高尚全：上世纪90年代，我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时，有人质疑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他们认为，在工人阶级作为主人翁的国家里，不能存在劳动力市场。但是在我看来，劳动力是最活跃的一个生产要素，如果劳动力不进入市场，市场体系就不能完善，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就搞不了。
由于存在争论和反对意见，后来在列席讨论时，我没忍住，当场提出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劳动力市场，否则市场体系就是空话。当时中央领导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发言，说了一句话，“如果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概念，社会上能否接受？”我说，“只要中央能够提出来，社会上肯定能接受。”最终，“劳动力市场”被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商品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概念的提出，是改革历史上的重大突破，幸运的是，这两个重大突破我都参与了。
《经济》：您跟华为的渊源很深，请您结合华为的发展历程，谈谈如何进行体制创新？
高尚全：1997年，当时有人指责华为“姓资不姓社”，他们有两条理由，第一，国家没有投资华为，当时有些人认为，国家投资才是社会主义，社会投资和私人投资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华为搞职工持股，说华为没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我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要有足够的说服力，于是我去了深圳调研。调查结果是，第一，国家确实没有给华为投入一分钱，华为是靠任正非21000元的转业费起家的；第二，华为搞职工持股，筹了一些钱，是靠这个启动基金搞起来的；第三，华为职工得了红利，富起来了；第四，华为增加了纳税额，国家财政收入也增加了；第五，华为解决了大量的就业。
这是天大的好事，后来我写了一句话——职工的劳动力和资本联合，在公司持了股，这样新型的集体经济尤其要鼓励和支持，从理论层面支持华为的发展。
华为现在非常不简单，能力也非常了不起。华为之所以创新能力强，一是其股权结构比较合理。作为创始人，任正非所占的股份也只有1.4%左右，大部分的股份都在职工身上。职工持股后，职工利益便和企业发展捆绑在一起，创新的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二是华为对创新有投入，将每年销售额的15%投入到基础科研中。三是华为拥有很强的科研队伍，45%的华为员工都在搞创新科研。
华为的体制既不是国有，也不是私人的，而是职工共有的。这种体制创新了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因而很有生命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要解放思想，要体制创新。
《经济》：在农村改革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高尚全：农民有资产，他们承包土地，有宅基地和房子，但这些资产不能流动，不能变为资本。让农民富起来的办法是让资产流动起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过去一些看法认为，农民把资产卖掉后就只顾着吃喝玩乐，现在不应该再有这种想法。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想法，那么现在对城市职工也只能搞供给制，因为职工在领工资后，也会去花天酒地。
我们要相信农民，相信他们有底线，把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让资产流动起来，农民才会富起来，农村发展战略也就有了自身动力，而不是光靠国家补贴。
另外，城乡应当交流，应为城市里的技术和资本下乡开辟一条渠道，这样一来，农村就能搞活，农村的基础打好了，也能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
《经济》：今年1月，您在《旗帜》杂志发表文章《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把握两个中性原则》，提出把“竞争中性”概念进一步延展到“所有制中性”，原因是什么？
高尚全：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中性”。“中性”是中间客观存在的事物，过去我们的理解太简单化，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计划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中性”是大量存在的。所谓“所有制中性”，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所有制，都能实现平等竞争，对各种所有制要一视同仁。不能说这是好的，那是差的，这样的话，经济就不能发展。
其次，要承认我们的改革是靠“中性”突破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间的争论，就是靠“中性”来突破的。我们之前对辩证法的理解不深，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后来为什么不这样想了，就是靠“中性”突破的。
第三，改革再出发也要靠“中性”来突破。因此，我们提出“竞争中性”原则，并按照中性原则调整所有制结构，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对。
简介：
高尚全，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高级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