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对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分析认识。我们总得争取明确一些基本的判断。如果从中央文件的书面依据来说，市场取向改革当然需要进一步地落实新老“36条”，在“降低准入、公平竞争”方面有一系列的原则要求。但是在民间，国有经济之外很多人士仍然愤愤不平。“民进”的意思并未与“国退”相伴随，还看不出两者就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总体定位

定位问题，实质是如何公正、中肯地给国有经济部门的必要性做出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有部门赋予了并不简单等同于发达经济体国有部门的经济职责，我前面说到过这个意思。别的发达经济体讲国有经济部门就是弥补市场缺陷，所以说越少越好。像美国，国有经济部门是很有限的，这个我有所了解。美国比较早时期的航空公司，走过国有这条路，后来股份化，政府只是控制空中指挥权，航空公司是在竞争中非国有的。不少地方兴建机场，也引入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硬件、服务设施的配套等等按市场竞争方式来招投标，运作过程中提高效率，并接受政府的规划管理。在那些地方，有些寡头垄断的特点：一个机场里面就那么几家餐饮业店铺，但如果大家合谋把价格往上抬，不行，价格上要有些管理。但总体来说，是民间资本来解决供给问题了。我在1988-89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去考察过称为国有经济的美国邮政。中国现在也讨论邮政里面哪些应该是基本公共服务，是特定的公益性的，就是带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哪些是应更多地引向市场竞争的。美国那时候就已经在邮政领域中的快递和包裹项目上，引入了民间竞争，但是平信仍然通过国家邮政系统。有一个特定的测算：平均每个邮件贴多少钱的邮票可以使这个系统不亏损。要加上通货膨胀因素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隔几年根据情况调整一下平信应贴邮票的面值。总体来说是越调越高。每次调了以后，开始出现一段时间的账面盈利，然后盈利越来越薄，最后变成亏损，亏损到一定程度，再次调价。总体来说账面上从相对长的周期来看，能够自负盈亏，如此而已。其他事情被认为不用管。我们在中国，恐怕还不能像美国这么简单地考虑国有经济功能和总体定位问题。除了处理一些自然垄断的问题需要国有经济的特定作用之外，我们还要通过国有经济能动作用追求特定战略目标，贯彻国家意志，来实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这个后来居上决不是简单地做我们过去吃过苦头的“大跃进”那种脱离实际的蠢事，是认识到在处理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后发优势，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构想就是一个把后发优势潜力调动出来而后来居上的过程。在改革开放起点上，80年代初，我们远远落后于美国这种最强大的发达经济体，也明显落后于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经济，落后于我们这里搞文革时人家却大大加快发展的亚洲“四小龙”等等。但是“三步走”而走到未来，到2050年前后，至少要达到在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第一阵营里面我们有一席之地，而总量上要独占鳌头。现在我们在总量上已经位居第二了。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2050年前后人均指标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确实非常含蓄、非常有艺术性，说起来一点也没有咄咄逼人的印象，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排到总量老二了，人均指标还排在九十八位。一旦我们的人均指标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总量绝对是在跟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一比高下而后来居上的地位。这样一种后来居上的赶超，特别要求国有经济部门在贯彻国家意志、遵循经济规律而同时要有守正出奇的特定追求的这些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一些战略支点，有一些使我们后发优势一步一步成气候、最后让外部势力不得不接受我们后来居上的过程条件，国有经济在这里面需要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另外，我们还要在应对突发事件和压力方面，借助国有经济部门、国有企业。像这次利比亚撤侨，大家都意识到了，我国动作相当迅速、有效。那就是动用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的一些大企业的力量。首先，这种事情带有国家意志特征、带有政治性，谁也不能先让非国有经济力量核算一下这个投资有没有回报，合算不合算。对不起，这种事情十万火急，当时就要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顶到一线上去，顶住了再说，事后再算经济账。这种事情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套用教科书，得实事求是地承认，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发展过程来看，多少还是类似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种特定精神引导下的大干、苦干的事情。在现代管理理论框架之下，西方是很难简单接受这些概念的。在中国的经济生活里面，却不能完全排除这些概念，但是又不能把它推到极端，就是在这方面要如实地承认有这种相伴随的、在一般所言的科学管理旁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要有特别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这种素质、这种应变能力、这种“准军事化”的遇见突发情况顶上去、顶到一线上在关键时刻支撑全局的能力。那么当然也是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更多的担当。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普遍在提，但是实际上大都是泛泛而谈，好像讲社会责任就是企业要学雷锋，要做慈善事业。促进社会责任的比较全面的体系首先还是要从对资产负责、对股东负责、对企业尽可能地提高其综合效益负责，从这个角度来说，再扩展到更带有文化特点的、所谓社会责任更宽泛的视角上，它还应该要在国有企业“特别能战斗”取向上的特定追求过程中，也和民间资本、和所谓第三部门——志愿者部门、慈善部门、非营利组织（西方把它们称之为第三部门）——形成积极互动的关系，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在中国的成长。人们感觉PPP概念说起来是个很前沿的、西方才有资格谈论的一个事情，实际上完全不对：在中国现实生活里对这种公私合作伙伴机制有强烈的需求，而且已经有大量的实践探索和案例。国有企业在这里面要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这是在定位方面它的特殊性与包容性，以及辐射力和影响力。

表象的“边界”可变动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还应该在改革没有完成攻坚任务、需促进战略性改组的概念之下，注意到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国有企业和民营、非国有企业各自的侧重点和结构。其实严格从咬文嚼字的角度说，“国有”绝不等于“国营”。我们见到有一种具体的企业形态叫做“国有民营”。这不是很有意思么？产权是国有的，但是可以采用承包给你的方式，变成国有民营。把这个例子放回顶层框架里，我们可以知道人们把非国有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的这个概念，也不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国企”、“非国企”不是天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通过股份占比才可以把产权标准化，股份制是一种标准化而股权成分可以量化混合的“混合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个实现形式，在所谓控股这个概念上，边界是可以调、可以变的。从这种表象来看，“国”与“民”的股权在某一企业资产结构中的边界是可移动的。如果简单从量变为质的角度来说，一下就把它贴上一个根本性质的标签，好像这个事情是个什么天大的事情，变成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了，那就可能把这方面的认识带入一个误区。

我们看看具体例证。在世界金融危机由美国人自己的次贷危机作为导火索引发之后，全世界风雨飘摇。开始一段时间先表现为美国人自己吃紧，他们在金融危机压力之下，不得不由政府方面屡屡出手，救它的企业，包括后来救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救通用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动用国家可能动用的资金给通用注资。这不是“国进民退”吗？是给通用注入国家持有的资本金。当时就有人针对某些议论专门做了一个评价：这并不可能代表着美国要实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的人说社会主义救了美国，就是指给企业注资，由国家来控股，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它只是当时在应对这个危机的时候的一种特殊的阶段性处理。对雷曼兄弟公司没有救以后，美国人总觉得吃了教训，综合而言的负面影响太强大，到了通用不能自救的这个时候，权衡之下决定要给通用注资。注资以后，风波过去，最大的可能性它还是会减持国有股。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贴意识形态标签的姓“资”、姓“社”的问题。

再看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早有这种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了，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大鳄要比照着前面在泰国、在印尼屡屡得手的套路发动狙击战，对港币来一场大攻击。它们在股市、汇市、衍生工具市场同时做好了“埋伏”，设计好以后突然发动。在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策层也来了一个中国式智慧里面的“特事特办”，他们过去称做“积极的不干预”，对经济生活的不干预，什么叫积极呢？潜台词是：该干预的时候我还得干预。当时是怎么干预的？面对“惊心动魄的港元保卫战”，特别行政区政府决定一下子把隔夜拆借利率（就是头寸的资金价格）一下提高百分之三百——这是平常情况下难以想象的，但当时就干得出来——同时还动用特别行政区政府掌握的土地基金、外汇基金入市买股票，把这个股市托到一定水平上。这样一来，索罗斯他们种种手段综合在一起、认为设计得非常完美的方案，最后跟香港方面的抗衡力量打了个平手，他在香港基本没赚到钱。那次惊心动魄的“港元保卫战”就这么过去了，政府靠这种特定操作，抵抗了这一轮攻击。索罗斯过去标榜的是，我所有的操作在国际经营规范里面都是站得住脚的、无可指责的，我是在守法的情况下做的资本运营——但是索罗斯那次在香港没有得手。而且正是因为香港这个风波，出现了索罗斯没有预料到的市场动荡迅速向俄罗斯市场和其他市场的蔓延。他在那边准备不足，结果最后他算总账，在这个年度里面出现了过去没有过的大规模亏损——这是索罗斯走下坡路的开始。那么后来我们看到香港政府入市以后买的这些股票怎么办呢？风波过去后，它通过“盈富基金”的模式减持，减持还赚了一笔钱。赚了钱它也是透明的，进入公共预算，作为公共资源，通过预算程序决定怎么用。这里可既有“国进民退”，也有“国退民进”啊。

美国的案例或是香港的案例，都表明我们如果实事求是地讲，这种股份占比的操作不应该认为带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标签、烙印。中国以后还会越来越多地接受股份制的形式，在处理宏观调控问题的时候也可能要借鉴这种模式。不能说我注资的时候就是“国进民退”，减持的时候就是“国退民进”，成了不同的路线取向。我是不赞成这样的一个简单贴标签的思维方式的。

混合经济

我们中国大陆某些特定的概念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我注意到，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央行的高官已经不接受“国有银行”的概念。什么叫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以前是国家的银行，也可以叫国有银行，但现在的概念里标准的说法，是国家持有多少股份的商业银行。它不叫国有银行。可能在某些阶段的限制上来说，我们是绝对控股的。也不排除以后发展到某阶段，也可能会出现相对控股，也不排除这个持股比重高高低低地变化。所以在这一方面，我非常简单地做个小结：我的基本看法是，要回到中央文件所说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个重要表述上。股份制是可以在法理上清晰地混合各式各样的资本金来源。有人特别怕被批“趋同”。我可以直率地说，不带其他标签色彩地讲，这就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间，在最基本的企业产权结构、组织形式方面的趋同。股份制谁都可以用。过去贴着资本主义标签的经济体可以用，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经济体也可以用。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就是以股份制改组为非常重要的一条主导式路线。股份制这条技术路线，在任何时候，在市场经济的交易过程中间、资源交易配置过程中间，它都是边界清晰的。一股一股，非常清晰地标准化。而这个持股占比，在交易过程中间、在某一个经济主体内的比重变化，即“进”和“退”，不要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不是“姓资姓社”、“改革或不改革”的事情。

多少年前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上大学——说西方有个“人民资本主义”之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像通用这样的大型企业，很难说他的老板、最主要的股东是谁，股权非常分散。在过去的情况下，最高持股比重的股东占比不到10%，许多工人也有其中的股权。这么分散的一个股权结构，被称为“人民资本主义”。你说在此概念上面，如果客观地讲，它有没有一定的道理？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如果说在以后人类社会需要磨合各种各样不同经济体里面原来要靠冲突、靠不可避免的矛盾升级方式而寻求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考虑，在经济生活方面，在中国全面开放、义无反顾加入WTO框架，用经济手段和全世界方方面面做交易来支撑我们弥合二元经济现代化成长过程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混合经济是我们必须融入的一种企业产权结构和企业治理结构的最具代表性的形式。股份制里面具体股权比例结构的演变，是随着多种要素的影响变动不居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中央文件的说法“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实际上已经把我们的认识和思维境界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准。西方社会现在讲到一个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叫Go Public，直译是“走向公共”，最典型的例子是上市公司的信息要透明地向公众披露，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尽社会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混合经济，它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表象上有天然的连接。马克思早已敏锐地看到是对私有制的“扬弃”——虽然附加了一个“消极”的前置词。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公有制的理解，一定要跟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总体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高科技化合在一起的历史潮流所形成的新的具体形态能够对接。我个人比较直率地说，我认为在全球框架之下，我国还存在着降低准入、消除过度垄断、带有“国退民进”特征的改革任务，但是我们不宜把所有具体的股份比重变化都贴上“国退民进”或者“国进民退”的标签。我们应把股份制作为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的主要线索，作为实现公有制的一个看起来已最可能发挥依托功能的基本的、通用的形式。

（责任编辑：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