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税收应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导读：我国税收原则体现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
 
　　在税收和征收环节上，纳税人在征缴环节上发生的感受具有“税收痛苦”。这种税收产生的利益让渡就像“拔鹅毛”。公权体系行使征税权是带有强制性的，“拔鹅毛”的水平较高。然而，你把鹅毛拔下来，至少要让鹅少叫唤。在“税收痛苦”这个概念上，中国社会现在无可回避。
 
　　纳税人在交税的时候会反复听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宣传理念，以表明“取”后是“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纳税人的利益的，这个大循环在具体的对应性上却必须说清楚：“取”之收入点（人）与“用”之支出点（人）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因为税收除了有给政府筹集收入、履行服务公众管理社会职能的作用之外，它还必须伴随另外一种职能，而且是现代社会越来越推崇的管理职能，就是要合理地行使收入调节功能，发挥再分配的作用。这里面尤其是直接税会明显成为再分配的政策工具，所以税收制度就必然要在其优化设计和运作里面考虑“抽肥补瘦”。但“抽肥补瘦”效应在实际生活里面又伴随着开放条件下统一市场里的纳税人有“用脚投票”的空间。
 
　　税收自然不可避免，但政府应尽量减少、优化税收成本空间，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如何做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笔者认为，一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制度建设必须全面法治化。“税收法定”是整个公权体系以其合法性使税收健康运转的最关键的制度。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推崇的制度建设，已经到了四中全会表述为全面的依法治国、全面的法治化，理念和逻辑是清楚的，但是做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绩效追求。实际生活中间，政府“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近年在透明度上作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积极努力。但它距离完全公开透明仍显滞后，这方面理念和现实的差距也是明显的。如果政府牵头、全民参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在透明和绩效方面有让公众日趋认可的进步，而一味要求公众诚信纳税，那么这样一种诚信纳税文化的培育，其实是缺乏对应因素的。
 
　　但在税收这种事情上，又不可能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处理。如果那样，现在对个人所得税做个全民公决的结果，就是多数人认为取消个税最好，房地产税更不用说。
 
　　我们必须把政治文明、公民素质、专业理性、社会和谐、公权体系善治等要素综合在一起，通过规范的立法过程，形成“最大公约数”，把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尽可能最大包容性地来给以规则式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