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消费要做好加减法
有这样一个寓言，太阳和大风比赛，看谁能把路人的棉袄脱下来。
大风一个劲地吹，路人赶紧把衣服紧了又紧；太阳的阳光晒得路人受不了，热得开始脱棉袄。太阳赢了。
怎么促消费？显然不能光靠狂吹政策之风。
一季度消费折损明显 远期消费市场规模巨大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2680亿元，下降5.2%。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其中，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450亿元，下降15.8%，降幅比1月-2月份收窄4.7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下降12.0%，降幅比1月-2月份收窄5.6个百分点。
疫情对经济和消费的影响不言而喻。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1月-2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大致可以估计，截至2020年2月底，疫情所造成的消费支出减少约2.8万亿元。
对此，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蔺涛表示，疫情对零售市场短期冲击大，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大潜力足韧性强，消费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
从市场规模看，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抗冲击和抗风险能力较强。多年来国内市场规模稳步提升。2019年，零售市场规模超过40万亿元，比2015年增加超过10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持续显现。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分别比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高26.6个百分点和46.8个百分点。
从市场潜力看，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乡村市场蕴藏较大潜力，是我国消费市场稳定发展的有力支撑。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持续增强。同时，我国乡村市场前景广阔，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营商环境改善、农村居民购买力提高以及线上销售渠道向农村地区下沉，乡村市场消费潜力正在逐步释放。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和优化空间巨大。
从供给方式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客观上促进了部分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随着城乡物流配送体系的不断完善、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普及率日益提高以及网购用户数量的持续增多，我国网络零售规模稳步扩大，对零售市场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据测算，2019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8.5万亿元，比2014年有统计以来增加2倍以上，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由于在线消费对到店消费的替代率提高，市场主体为适应市场变化，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意愿增强，客观上推进了我国消费品市场转型升级和供给结构优化的步伐。
从市场活力看，企业复工复产步伐正在加快，消费需求加速释放。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显示，2月份第四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的开工率接近七成，比第三周提高两成多；住宿和餐饮业的开工率提高约13个百分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消费者购车活动正在加速恢复，2月份第一周乘用车日均零售仅811辆，第二周为4101辆，第三周为5411辆，第四周上升至1.65万辆。
综上，蔺涛指出，居民消费需求只是暂时被抑制，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并未消失，短期波动不会改变长期向好发展趋势。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大、潜力足、韧性强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消费市场长期稳定增长和加快转型升级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后期随着疫情因素消除，抑制性消费逐步释放以及市场供给结构持续优化，我国消费市场仍将保持平稳增长。
“抑制”有双层含义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究竟什么是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一部分是指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抑制的消费，另一部分才是受疫情影响的消费。
在他看来，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例如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增长不够。
消费对于眼下的中国来说，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中上等收入国家消费占GDP比重为66.6%，我们低了12%。我们投资在GDP中占比44.9%，同等收入国家是31.6%，投资占比高了13%。再看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高，一般消费高；城市化水平低，一般消费就低。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去年是60%，同等收入国家是66.2%，发达国家是81.3%。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第三产业水平高，消费就高，我们的第三产业水平低，去年是52%，同等收入国家是58.7%，高收入国家是74%。”因此，马晓河表示，消费是结构性问题，是体制改革等综合因素造成的。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投资、消费和出口占比多少最为妥当？
马晓河向记者表示，现在中国投资占比太高，是所有中上等收入国家里面偏高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要在65%左右，投资应该下降到35%左右。
“现在投资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公共投资空间已经很小了，相对已经饱和了，这种情况下，剩下都是边边角角和新产业、新公共服务、信息化方面，再增加投资的新领域比较少，应该把这些投资转化成消费，转化成有利于消费环境改善的，还有直接消费方面的投资，否则即便投资还有一点空间，但是再弄的话也没有几年了。另外投资结构需要调整、优化，转向公共医疗，转向市场消费环境。”马晓河表示。
“抑制”的第二层含义才是受疫情影响的部分。
将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催生新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消费，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的政策体制改革的配套，比如税收政策、城市化政策、国民收入分配调整政策都应该同时发力。
“被疫情抑制的消费主要是非食品类的弹性需求，比如说娱乐、服装、电影、餐饮、旅游这些，在食品、日用消费品等基本需求方面还是有增长的。”马晓河表示，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被抑制和被冻结的消费上，另外还要挖掘新型消费，通过政策进行刺激，在电子商务、快递配送等方面多下点功夫。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致远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主要指非必需消费品，如轿车、高档服装、奢侈品、航空、酒店等。从结构上看，餐饮、住宿、旅游、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受明显冲击；从品种上看，汽车、家电、金银珠宝、服装鞋帽等耐用消费品受较大影响；从时间上看，春节期间消费影响最大。
“部分零售、汽车、娱乐、旅游等消费需求有望在疫情结束后逐步释放，出现消费回补甚至报复性反弹。疫情防控期间，人们蓄积了大量的消费需求，这些需求将在疫情结束后逐步释放。”林致远表示，由于疫情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抑制，导致人们形成了对于健康生活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普遍需求，这些需求将转化为动力，形成对健康产业的极大牵引。
促消费要做好加法和减法 增加收入、意愿 降低负担
马晓河表示，促消费要做好加法和减法，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做加法，应该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利用5年时间，提出一个怎么样让居民收入倍增的计划，像日本当年的倍增计划一样，让居民收入增长得快一点，比如说会计资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快速增长的收入，这方面应该提出一些想法。
其次是做减法，做减法就是从税收的角度，进行老百姓的税收减免、降低个人所得税，减少档次，降低税率。此外降低居民的购房、教育、看病、养老等方面的支出水平，提高他们的标准，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马晓河表示，在增加收入方面，可以运用多种工具手段，比如降低居民消费贷款利率，开辟一些贷款、消费渠道，比如国外现在就在一定期间发食品券、发现金，对困难群体进行补助，这些都可以，都是加法。
“比如美国4月4日这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就有660万人。往前三周申请救济的是1680万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也有利于消费。”在马晓河看来，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每增加100块钱，用于消费比重能达到80%-90%左右，高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高，每增加100块钱用于储蓄的比重高。所以说为穷人、为中低收入者增加紧急援助、紧急补助，都是可以增加消费的。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姜超表示，促消费无非就是增加居民收入和增加居民消费意愿这两条路径。而居民收入本身又和经济增长强相关，因此，需要通过补贴或者减税的方式来带动收入修复和消费回升。
在他看来，提升居民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居民派发现金，包括调减个税，但我国个人账户未完善，且个税覆盖人群有限，减征对消费意义不大，可以考虑定向补贴。“比如为出口欧美企业提供阶段性的员工工资补贴缓解压力；再比如补助失业人员，如果准备2000亿元的失业补助金，就可以抵御4%的失业率上升压力。”
对消费端我国最常用的补贴方式有二：一是针对居民购买特定消费产品的补贴，这在过去促消费政策中使用频繁，如家电、汽车下乡等；二是通过发放消费券来补贴居民消费，目前已在多地市落实，覆盖群体范围较广但抵扣额度有限。从历史上看，两者多在消费失速下滑时期出台，短期政策效果显著，但长期容易透支需求。
姜超表示，减税优惠可以重启，其拉动消费效果显著。“过去为了促进汽车消费，曾经实施过的小排量车购置税率优惠政策效果显著。而车辆购置税并不是我国的主要税种，考虑到汽车消费较强的带动作用，可以考虑重启税率优惠政策，带动汽车销售回暖。减税和补贴政策财政效果不同，前者会带来财政收入增速走低，而后者需要财政收入提升作为支撑，并且减税政策调整门槛高于补贴。”
而提升消费意愿，能使效果事半功倍。在姜超看来，注重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可以放大促消费政策效果。过去在部分消费领域存在管制措施，比如汽车限购压抑需求释放，而政策层面近来鼓励放松限制，可以考虑适度增加配额，而且这并不会对地方财政产生额外压力。但是，限购措施的放松需要相应配套如充电桩、车库等设施的完善，这也将带动相关投资需求。
此外，部分消费不仅同收入水平有关，还需要时间投入，因而节假日期间消费活动通常较旺盛，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或延长假期来释放消费需求，比如落实弹性休假制度。
最后，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补足政府投入短板。近期相关部门首次提到“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投入公共领域的政府消费能够减少居民相应开支，促进居民消费扩大，作为印证，政府消费的比重和居民储蓄率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政府支出存在差距，而通过政府消费补短板，不仅能促进消费回补，还能创造社会效益。
对此，林致远表示，更好地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从短期来看，要促进汽车消费，激发农村消费市场，坚持“房住不炒”政策思路；从中长期来看，提升产品质量和优化服务供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释放抑制消费不能硬来 总体上全面启动刺激消费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当前谈及消费，首先要对内需的重要意义有个正确的认知。
“2003年非典时期，彼时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现在来看，消费占60%，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那时刚刚加入WTO，外需对经济的贡献很大；现在外需的贡献有时是零点几，有时甚至是负的，今年肯定是负的。”滕泰表示，从复杂的国外环境来看，有两大重要变化，一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未来长期肯定是内需为主，以后会更高，依赖外需是不可能的。
而在内需里面，又得以拉动消费为主。
“新基建或者老基建，空间都不足，老基建已经饱和，新基建有很多是政府没法参与的市场炒作概念。比如说云计算、互联网，很多都是企业投资的，政府没法参与。总之就是说内需将来是大头，而内需里面消费又是大头，老基建已经饱和，新基建不能挑大梁。这种情况下才要突出消费的重要作用。”滕泰说。
在他看来，消费里面说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确实比如说餐饮、旅游、住宿因为疫情受到影响，这部分被冻结的消费的释放有赖于疫情的逐渐缓解，主要方式就是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复产复工，精准地落实科学防控、分级分区防控。
“目前来看，在我们中国300多个出现疫情的城市里面，现在只剩下20个还有疫情，其他的95%都已经清零了。那95%清零的城市，还保持着过度的防控措施，存在过度谨慎的心理，需要尽快恢复。”
释放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只有在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后才能够解放，既需要政府的防控措施不要过度防控、造成恐慌，也需要企业和居民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过程不能硬来，要顺其自然。
与此同时，滕泰表示，刺激消费不能仅限于直接受疫情影响的领域，在消费各方面，应从总体上全面启动。
“中国一季度GDP为20.65万亿元,同比下降6.8%。相当于一季度下降了1.5万亿元，二季度差不多又将近2万亿元。这么大的产值如何补上？主要就是靠刺激消费，毕竟拉动投资现在规划项目也来不及，出口也不行。”滕泰表示，刺激消费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冲疫情造成的巨大影响。
现在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已经体现出来了，不局限于餐饮、旅行这两块，很多产业短期是供给冲击，中期是需求冲击。未来把这块补上，重点是刺激一些新消费。
“比如说有人不愿意去餐馆，你逼着他去也没有用，只能用其他的消费来弥补。这些消费可能不是被冻结被抑制的，但是，它在弥补总的消费缺口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滕泰说。
需求引领供给成过往 新供给将引领新消费
即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其实消费动力也是有些不足的。对此，滕泰表示，总体来讲，促进消费增长的长期办法，其实就是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消费跟居民收入肯定是正相关的，如果居民收入下降了，那么政府做一定的财政补贴也是十分必要的。不管是发消费券也好，还是其他的补助，短期内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从长期来看，还是要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
二是降低消费利率。消费跟利率是负相关的，利率高就不消费，利率低就贷款消费，少储蓄。现在来看，中国的这一轮降息严重滞后于全球各个国家。
滕泰表示，刺激消费最重要的是创造新供给、新需求。
“很多老的需求已经饱和了。就好比吃饭，一天可能最多就能吃两块豆腐，刚性的需求没法刺激，而新需求是有弹性的需求，可多可少。而新消费是新供给创造出来的，比如你手里拿着这个手机，不管是苹果还是华为，在2007年以前，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实际对它的需求是0。如果没有苹果手机的发明，就没有现在的微信、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美团等。”滕泰表示，在老的传统领域里，是需求引领供给，刺激消费能刺激生产；在新经济领域里，是新供给引领新需求，所以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新供给上。
第一个摆在眼前的选择就是消费电子。
“手里拿的手机，要给它补贴一下，正好赶上5G的更新换代，对消费的拉动是很大的，而且会刺激整套产业链。如果5G手机出现快速增长，大家都把4G换成5G手机，这个影响就大了，整个市场就能活跃起来，而且还能创造出很多现在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新需求，所以要靠新供给、新消费，来创造新的需求。又比如新能源汽车，对汽车产业链拉动很大，传统技术产业有点过剩，如果都促进大家更新换代，换新能源汽车，也会刺激新的大量的需求。”滕泰表示，在新消费方面，要重点并加大刺激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力度。
货币政策要转向中小企业 宽松降息不意味大水漫灌
对于当前货币政策的效果，马晓河也表示，货币政策还是应该重点支持转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培养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就业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的情况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应该把金融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小企业”。
李克强总理在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要抓紧研究出台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帮扶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缓解房租、用工等成本压力，助力企业尤其是大批中小微企业‘扛’过难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真正发生实际困难的企业应该是中小企业，国有大企业在这方面的问题不大，抗风险能力较强。现在国际需求出现下降，出口、消费、投资这三大需求都是负增长。”马晓河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助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国内消费就非常重要。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中小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
“为什么国家特别强调要保中小微呢？两个轮子都要转，一个是国有，一个是民营。因为中小微的作用现在太大了，这几个数字就说明中小微民营企业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确保。”杜晓山表示。
“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欧洲、美国连续大幅度降息，美国降了150个BP，像降息这样的动作，应该是出现经济大幅下行这种特殊情况时首选和必选的动作，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有任何其他考虑，欧洲不考虑，澳大利亚不考虑，美国不考虑，加拿大不考虑，日本也不考虑，只有中国有些过多的不该有的顾虑。因为过去很多年，有人批评大水漫灌，受到舆论的影响有点多了，有些决策方面有压力或者谨慎。或者是有的时候看到美国第1次降息道琼斯第2天还跌，就说你看降了也没有用。”滕泰表示，这种想法的正确与否有待商榷，在经济下行时，降息是标准必选动作，不必顾虑太多。
同时，降息后是否能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不是衡量一个政策的出发点。“就好像如果前方打仗，你派救兵去，你不要考虑去了以后救兵是牺牲了还是凯旋，你要考虑救助对象受益了没有。”
在滕泰看来，政策工具可以牺牲，但是经济不能牺牲，企业不能牺牲，市场不能牺牲，只要有利于经济、有利于企业、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消费，降息以后短期有没有效果，这不应该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政策决策部门不能太珍惜自己手里的政策资源和政策工具，政策资源和政策工具的价值就在于为经济做出牺牲，而不是留到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差得不能再差了，出台政策迎接大家说这个政策是有效果的。”
而我们之前这波降息，明显地落后于全球各国，同时也落后于自身经济稳增长的需要。“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特别点了这一点，有人说给企业降低一点利息会有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就业。”滕泰表示，在当前的时期，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刺激消费，必须得大幅降息，降低储蓄率，减少消费的贷款利率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范建军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当前货币政策的效力是很好的，只不过哆哆嗦嗦，力度不够。“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经济不好，经济好了，企业都盈利了，难道还怕还不上银行的债吗？现在的货币政策还是过于谨慎，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倾囊而出，各方面对于货币宽松是有利的，PPI是负的，CPI虽然高但主要还是食品，除了食品还是可以的。”
在他看来，如果货币政策没有放开，也不利于财政政策的发挥，发行利率过高对于财政是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地方政府发专项债。“中国从2011年之后PPI都是负的，已经通缩近10年的时间。很多人都看CPI觉得通胀，但是要看核心CPI，CPI在中国是民生指数，而不是通胀指数。美国可以用核心CPI衡量通胀，因为消费占比很高。”
对于通货膨胀，马晓河表示，中国的通货膨胀价格会上涨，但总体来看不必担忧，能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我觉得应该降息，企业的贷款利率要进行下调，至于钱是否会流入中小企业这一块，就要看政策的引导。之前也发了一些专项债，还应该加大力度，比如现在美联储已经开始对中小企业救助2万多亿美元，购买中小企业债券。”马晓河表示，这也是可以借鉴的。
现在货币就是搞总量的，定向就是变相补贴，真正能到达中小企业手中的资金有多少？
对于大家担心的大水漫灌，范建军表示，货币宽松并不意味着开着飞机撒钱。现在世界的趋势不是通胀，而是通缩。“不用专门刺激消费，老百姓手里有钱，经济好了，自然就消费了。”
大健康信息化成刚需 工业互联网布局提速
新型消费有赖于信息产业的长足发展和进步，需要更好地衔接起来。马晓河认为，电子商务也要依赖信息产业的发展。
信息消费其实也在被疫情抑制的消费需求范畴之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员李广乾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信息消费在我国是一个特有的概念，从有关信息消费的文件来看，它的内容跟我们平时谈的信息化以及信息化经济发展是一个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信息消费其实包括了众多的内容，包括IT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产业发展，还有像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智慧城市、互联网医疗以及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等多个方面。另外还有相关的一些新的硬件，比如说智能终端这一块，5G带来的5G手机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的方向。
如果从信息消费的角度去谈被抑制的需求，这里有很多东西。
“如果结合当前的5G的布局，那么这里面市场规模是特别大的，甚至是万亿规模的量级。”李广乾表示，5G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去年开始，中国以及西方国家都已经在相关领域布局，各国都希望在全球5G的产业发展中走在前面，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后，世界各国都忙着防疫，所以相关布局被延后了。
李广乾表示，目前在中国防疫还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最危险、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复工复产走向平稳，现在可以继续开始推进5G产业发展了，“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的状态下，通过加快5G产业布局，推进原有规划建设的5G项目，是一个特别紧迫的任务”。
在他看来，当前我国加快5G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针对当前的国际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局势来看，去年一年当中，美国、韩国、日本都在拼了命地要走在5G的前列，因为5G的发展，对于各国产业竞争力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谁把它拿走，谁就具有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这个优势一旦获得，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要是没有疫情，估计这个时候各个国家还都在尽力地竞争当中，但是疫情一来，我们反倒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因为疫情控制住了，就可以放手去做，时间的机遇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继续甚至加快原有的步伐，那么会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
当前推进5G发展，有一些重点的行业被疫情给激发出来了。李广乾表示，有两个特别的关键领域。
一是大健康的信息化建设，二是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为什么这两项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健康的信息化建设里面比如说互联网医疗，具有各种形态的业态：互联网售药、互联网门诊治疗、互联网医院治疗等，这一块以前我们管得相对太过严格，所以发展得并不是很理想。新冠肺炎疫情给这一块带来了急切的需求，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条条框框，从加快发展出发，加紧布局。”李广乾表示，大健康的信息化，除了互联网医疗之外，还有养老这一块，以前的养老都是传统的养老，互联网信息化的手段不是很多，但是当前全民的医疗状况有很多都是以每万人或者每千人所拥有的病床数来表示的，中国在这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很不利。
“虽然说这次很快把新冠肺炎疫情基本抑制住了，这里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以要加强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应该特别强调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去建立，而不是像传统的那种方式。即便将来万一又出现大规模的应急事件，就有一个新的保障和更好的基础条件。”李广乾认为，大健康的信息化，是建立在5G技术条件之上的新的形态，不仅能够保障我们应对各种突发卫生应急事件，同时也能够提高我们的医疗卫生服务于民众生命健康的需求，这是应该加快做的，各个地方都应该做起来，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
而从工业互联网的角度来说，李广乾表示，工业互联网平台从2017年开始，国家已经出了相关文件，这两年一直在推进。
“但是从我的了解情况来看，这个地方推得相对比较难，面临着很多的困难。经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阶段性停工后，大家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需求又提上来。对于不见面或者通过工业互联网赶工开工可以更加不受疫情影响这方面，大家增加了很多心理上的认同，以及态度上的转变。”因此，李广乾表示，当前工业互联网到了加快推进的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
早在2016年，李广乾就写了一篇报告，提议尽早启动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这篇文章是国内外第一篇系统论述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重要特征和意义的，属于国内最早提出要加快发展我国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报告获得批示后，有关部门也特别重视工业互联网平台问题，因此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纳入2017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文件中。
李广乾认为，当前应该很好地对这次抗疫过程做一个总结，特别是针对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在如何克服疫情的影响方面，好好地思考一下，发展无人物流、自动驾驶，好好琢磨，推广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做法，为电子商务跟物流体系、快递体系的建设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消费新动能在哪里？
前段时间，一则新闻引发网友热议，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韩国免税店行业积压了约合人民币数十亿元的免税品。而根据有关规定，这些积压的产品或将被烧掉……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救援措施，再过几个月韩国免税店行业或将面临崩溃。由于免税品要凭出境机票才能购买，而中国游客又是韩国免税店最大消费群体。受疫情影响，目前韩国日均出境旅客已从十几万锐减到一两千人次。没有人出境，免税店就没有顾客，再多的销售策略也是徒劳无功。
不仅韩国如此，很多国家面临消费受阻问题。由于无人消费，英国近3万吨优质啤酒或被倒掉。
近期，美国人开始倾倒牛奶，据美国最大的乳制品合作社美国奶农公司估测，美国奶农目前每天倒掉约14万吨牛奶。
因疫情影响，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出现了严重衰退。在全球抗疫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显现出来。在国际贸易投资疲软、全球供应链冲击的背景下，消费成为各国拉动经济内生动力的方式。我国消费新动能在何方？
巩固防疫催生的新型消费
在经济社会动态循环系统中，消费既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其中，商品零售下降17.6%。出行类商品零售额下滑明显，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和石油类商品同比分别下降37%和26.2%；餐饮收入大幅下降43.1%；限额以上住宿业客房收入下降近50%。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冯宗宪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为防控疫情，从春节以来，全国大多数社区和家庭开启了较长时间的“宅家”模式。疫情也给有序的消费市场带来一定冲击，如线下消费旺季转淡，非生活必需类商品销售和餐饮、旅游、住宿、娱乐等行业受到较大影响。
“但我们也要看到，尽管遇到一些暂时的困扰，人们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仍在增长。”冯宗宪提到，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线下消费在过去几个月受到巨大冲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种新消费场景正在“云端”火热进行。“消费亮点的涌现，就是消费需求很好的例证。”
在淘宝扶贫助农直播间里，已有全国各地百余名县市为数千款特色农产品“代言”。山东省惠民县委副书记直播3小时，卖出39000多枚鸡蛋、7500根玉米、3000多斤大蒜和2000斤香菇；三亚市市长一场直播卖出6万斤芒果；甘肃省庆阳市副市长“带货”2万斤苹果……
“宅生活”还催生出多种“云消费”：以线上影院、短视频平台、主流手游等为代表的“屏幕经济”如火如荼；主打“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小店、生鲜电商迎来发展新契机；线上教育、线上办公、线上问诊等消费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
“培育壮大这些新型消费，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有助于在中长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冯宗宪表示，培育壮大“互联网+”消费新动能，既恰逢其时，也势在必行。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拥有超过八亿网民，98%的网民使用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用户接近六亿，中国的网上消费与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同步，迅速崛起。我国网络零售品质不断提升，有力驱动了消费升级。传统商业线上线下融合进一步加速，未来依托社交电商等平台的新型消费将迎来较大增长空间。
消费券管用 但别乱用
从19世纪末期第一张优惠券诞生以来，一直有很多商家通过发放优惠券、代金券等方式吸引顾客进行消费。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遭逢泡沫经济，为了刺激消费与照顾弱势群族，曾针对符合发放条件的特定族群，发放名为“地域振兴券”的消费券，以刺激国内经济。美国的商家用优惠券吸引客人，且取得很好的效果，客人消费的数量是该优惠券14倍的价值，美国60%的营业额就是由优惠券带来的。
在我国，类似这般发放消费券也并非首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地方政府曾出台政策为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消费。我国最早试水发放消费券的是广东省东莞市，2008年5月，东莞市开始发放了2亿元的现金红包。
从此消费券一直是各国政府为促进民间消费而设置的一种限时的辅助机制，它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商家的优惠券或代金券的启发。政府发放消费券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据《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0日，约有16个省（直辖市）发放了总数超过42.73亿元的消费券。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近日表示，从浙江、江苏等地来看，推出消费券政策以后，对扩大当地居民消费、促进市场活跃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哥本哈根大学区块链与电子市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韩海庭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消费券的发放比现金发放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强制意义，消费券可以在期限和使用类别上对消费进行限制，从而使消费力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方向上进行释放，因此更直接、更精准、更高效。同时实践也表明，消费券的使用可以极大地促进消费，有些地区甚至可以达到1∶15的带动作用（1元的消费券带动15元的实际消费），消费券的作用不可谓不大。
发布消费券的地域虽多，但绝大多数地区选择以电子券形式发放消费券，领取与使用方式也颇有相同之处。发放消费券的地区多选择同互联网或电商进行合作，通过合作平台在线上发放。
“一些地区将消费券申领使用集成到政府指定的APP、小程序，市民在申领消费券的过程中，也会增强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的了解、理解、遵守和认同。”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数字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消费金融论》作者刘洋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很多城市开展了大量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场景应用开发，但是城市社会主体日趋多元化、复杂化，过去很难有有效的策略方法让更多市民主动使用数字政务服务。本次疫情防控和消费券发放，可以吸引更多市民与政府部门建立数字化连接，有利于医疗卫生、应急管理、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数字化提速。
刘洋提到，政府部门通过全程掌握消费券申领、发放、使用等数据，进而精准评估、研判疫情对市民、企业、行业、消费、经济的影响程度，为公共政策制定、宏观调控、帮扶救助提供一手依据。以现金抵扣型消费券为例，政府可以获取申领人群的基础信息、经济状况、消费支出比例、消费偏好等关键数据，为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政策提供参考；政府可以获取企业经营活跃度、好评度、商品价格等市场数据，为企业纾困、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消费券是地方政府对居民的消费补贴，因而地方政府的财力决定了消费券的投入规模。当消费券成本完全由政府承担时，消费券持有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就降低了，一些消费服务提供者可能会有提价的机会主义行为。刘洋认为：“总体来看，消费券只是面对疫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策工具之一，管用，但是不可常用、滥用。”
技术与消费相互促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迅猛发展，信息流与技术流交互作用，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特别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品牌经济蓬勃发展，使经济活力得到有效释放，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成为支撑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抗疫前线，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物资供应和调配网络正在形成，智能配送机器人、物流智能仓等新技术，不仅提升了物资运输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物流配送中可能存在的病毒感染。
在抗疫后方，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设备也正在成为医疗物资制造的坚强后盾。口罩全自动化生产线的推进、智慧工厂等新技术的运用，正在助力加速供应急需的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人工智能鉴别、AI打假等创新方式的运用，更为战“疫”物资品质上了一道可靠的保险。
在这次疫情中，大家切身感受到基于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基建”起到了大作用。中国为各类新业态发展做足了基础准备：截至2月底，全国建设开通5G基站16.4万个，预计年底建成5G基站超过60万个。与此同时，特高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也在稳步推进。
韩海庭谈到，此次疫情是中国全面数字化和信息化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多难兴邦”精神的重要体现。“云端”发力、数据驱动、智能连通成为我们应对此疫情过程中的普遍感受，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发展不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式。以消费券发放为例，数字化和信息化使得我们消费券发放和兑付避免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便利性并防止贪腐。同时还增加了透明性，使得消费券的使用及其带动的消费变得有迹可循，对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技术的应用在未来将会更加便利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消费空间和经济增长点。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财政部、商务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正是适应现阶段智能、在线消费的发展趋势。在推动消费扩容提质的同时，更好地引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冯宗宪表示，我们要顺应“互联网+”消费发展新趋势，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通过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同时加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解决痛点，疏通堵点，培育和释放新的发展动能。“与以往的消费拓展升级不同，这一轮‘互联网+’新消费带有明显的数字化转型特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生产生活的一次融合改造，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
“新消费时代”意味着以消费者为中心重新定义品牌产品组合，重新构建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逻辑和链条。消费群体的变化直接关联到消费的变革。在这个时代，新生代消费者成了消费主力，同时也在移动互联网空间中占据着最大的话语权和流量高地。
稳定消费生态圈
长期以来“消费、投资和外贸”被视为拉动一个国家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而消费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受到疫情影响需求被压制、同时出口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消费率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种种因素最终指向：消费力的释放是纾解当前我国短期经济困局的主要力量。
招商证券研发中心宏观研究主管、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如果说今年前两月经济数据是疫情对国内经济第一轮冲击的具体体现，那么二季度全球疫情对国内经济的负反馈将是疫情引起的第二轮冲击，而第二轮冲击可能才刚刚开始。从总需求角度来看，消费面临失业率上升、收入预期不稳的冲击。2020年国内经济内生动力重点需评估两点，一是制造业投资回升的可能性和力度，二是消费企稳回升的可能性和力度。
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强大购买力，是中国消费市场持续发展的最可靠保障。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前，消费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最终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要从两端发力，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和消费领域产品及服务供给的推动作用，他提醒，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有三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现阶段民众敢于消费比敢于投资更重要，除了刺激需求端外，我们要有符合社会需求的多层次消费品种，以及创新性、差异化的消费服务体系；二是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不断适应新消费模式变化，全力保障消费者群体的权益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三是公平精准促进消费，各地出台了很多促进复工复产政策，但执行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刺激消费的同时如何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益,不破坏社会底线公平也是现阶段考虑的问题。
“不管是发放消费券还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消费力的根本支撑在于可支配资金余额和收入预期。”韩海庭补充道，有序推动复产复工，实现“消费-需求-生产-供给”及“消费-生产-就业-收入”两个经济闭环，才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长久目标。
目前消费需求已经从大众化进入到个性化时代，个性化的起点是企业要建立跟客户的持续互动。在个性化的消费时代，催生了柔性供应链。不管是消费品质升级，还是服务升级，渠道升级，都必须有一个最根本的支撑，就是供应链升级，如果供应链问题解决不好，所有其他升级都难以实现。而在当前，更要打造既有柔性还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使得企业在疫情冲击和国际市场动荡情况下，不仅能够生存，还能变被动为主动，从而转危为机，带动品质不断提高、渠道不断扩展、消费不断升级。
冯宗宪表示，当前为尽可能减小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需要把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摆在更突出位置。要立足优势、把握机遇，多出实招、敢走新路，推动全民消费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强劲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