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或将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在8月13日《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数字化是全球发展趋势，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电商交易量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已超过20%，未来在某些领域将会继续走在世界前列。
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意义上催生了数字经济的价值。以互联网银行为例，受隔离的限制，传统银行很难正常运行，相比较而言，互联网银行就比较灵活，与传统银行合作发放了很多项贷款。“可以说，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黄益平认为，随着5G技术的发展和落地，数字经济将迎来突破性发展，甚至会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纵观过去的两轮全球化进程，第一轮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蒸汽机的发明使交通变得更加便利，生产得以大规模进行，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货物贸易；第二轮源于1971年尼克松将黄金与美元脱钩，放弃固定汇率后，跨境流通变得更加灵活，金融实现自由化，这一轮的主要载体是跨境资本的流动。黄益平认为，未来，随着数据的交换和流通，或将产生第三轮全球化，新的载体很可能就是数据，“虽然现在存在反全球化趋势，但我仍然相信，不管是很快还是很慢，数据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必将来临”。
与此同时，他还提醒，随着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基本完成，在迈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初期，我国经济仍将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从低成本到中高成本的挑战。一方面，过去许多充满竞争力的产业现在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230美元，提高到了2019年的10000多美元，虽已接近高等收入水平，但仍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力从低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极少数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跨越”。二是从全球化到贸易战的挑战，全球贸易与投资壁垒提高，必然会影响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三是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的挑战，从2027年起，我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780万，而老龄人口增加860万—1200万，到2049年，老年抚养比将上升到49.9，高出OECD国家平均水平约6个点，极大影响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和社会保障。
他认为，未来有四个关键的改革方向需要推进，一是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平等对待国企、民企与外企，实现竞争中性、公平竞争，减少对国企政策功能的依赖，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改革金融体系，实现市场化风险定价，平衡金融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三是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改善诸如补贴与国产化率等产业政策工具，建设基础设施，消除政策障碍，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并充分重视对国际市场的溢出效应。四是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与时间表，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在与国际经贸体制互动过程中，灵活处理发展中国家地位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