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说过一句话，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仰赖不理智的人。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乍一看来就像是胡言乱语，然而却在当今的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反复验证了。
《娱乐至死》这本书讨论的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波兹曼认为，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
电视尚且如此，互联网呢？
在互联网的时代，任何的严肃性都变得没有意义。美国大选中发型飘逸、表情夸张、言语惊人的Trump选票居然一路扶摇直上，成为最为人瞩目的社交网络中的宠儿；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谷歌搜索排行榜第二位居然是“欧盟是什么”，脱欧结束后就有150万人请愿要重新公投，原因是大部分人只是“投着玩玩的”——“自由民主”仿佛成了一个笑话。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政治家、教育家或者思想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和演技。
原因就在于，长期浸泡在娱乐化世界中的我们，思想结构和认知能力也完全发生了改变。
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想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那时候的阅读和当今的阅读是截然不同的。过去，我们提到一位大师，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著作、社会地位和观点，而现在我们提到一个人（尤其是当今炙手可热的“网红”），我们想到的却是一段视频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什么，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我们也不想知道，当时看过了一乐就行，何必去思考那么多？又费时又费力）。
波兹曼定义了一个“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都蕴含在严肃阅读的“阐释”之中。而现在，碎片化阅读的年代，我们再也容忍不了超过140字的阅读，超过3分钟的视频，“阐释年代”逐渐褪去，另一个时代统治了我们的生活。这个新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受众倾向于选择更轻松愉悦、更能抓住自己眼球的节目，享受电视节目或其他媒体“取悦”自己的过程；同时受众越来越讨厌“高大全”的人或事。这就决定了媒体在收视率、收听率、销量的压力下必须迎合受众的这种娱乐化需求。如今，打开电视或者走进影院，非娱乐性的节目或影片几乎没有生存空间。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百年之后，这个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