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以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现了一系列针对公交系统票价上涨的抗议活动，截至11月5日，游行示威已演化为暴力活动，且仍在持续。
在三周左右的时间里，暴乱不仅令智利政府取消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大会，还进一步打击了该国旅游业。据悉，圣地亚哥酒店房间的预定量已比暴乱前下降了约50%；而按照智利官方预测，两场会议期间，原本会有多达5万游客到访。此外，骚乱已至少造成20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部分商铺被抢劫或烧毁。
智利爆发如此严重的骚乱，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它也是拉美地区各个国家都没能解决好的问题。
“智利游行示威背后的核心根源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和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尽管当前圣地亚哥的骚乱已经比较严重，但我们还是可以说，从表现上来看，社会分配不均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智利表现得并不算最夸张。原因在于，这些年智利的宏观经济发展稳定，出口与就业都保持了良性循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他指出，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的加大，是拉美各国普遍面对的问题。只不过近些年，智利的经济整体向上走，贫富差距的拉大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经济向好，对一些开支，大众负担得起，问题就不大。拉美地区有些国家，比如巴西和阿根廷，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且经济整体下行，社会问题就更加突出。”
近两年，阿根廷本币和债券走势混乱，经济处于严重衰退中；而巴西也政权不稳，经济前景黯淡，两国的社会问题均比较突出。智利不同。2018年，该国GDP增速高达4.02%，人均收入在1.46万美元左右（居拉美各国首位），堪称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孙岩峰说：“可即便是智利，社会问题长期积累，也一定会有所表现。比如，在智利，高等教育很昂贵，有些学校每个月的学费就高达几千美元。就业也很‘贵’。好的职位要求好的教育背景，比如需要具备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经历。这就意味着，负担得起如此高教育成本的家庭中的孩子，才有可能获得更佳就业机会，但中下层民众却往往负担不起，因而社会阶层的固化也是智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还有医疗问题，智利民众看病也很贵。”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问题日积月累，以至于超出人们忍受的“阀门”，骚乱最终爆发。
在圣地亚哥的暴乱中，有示威者明确亮出，他们抗议的是“新自由主义”，但在孙岩峰看来，新自由主义并非罪魁祸首。
“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改革，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奉行效率优先。在发展中，财富向更有能力的人分配，所以90年代经济腾飞的时候，改革的大多数成果被富裕人群分走，穷人们只分到一点。严格来说，新自由主义这条道路并不是错误的，唯一的错误在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中下层群体没有得到更多关注，或者说，发展的成果没有有效地向下传递。”他如此强调。
长期以来，拉美各国在不同阶段分别面对不同的混乱，本质上就是没能解决好一个矛盾：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
他说：“在拉美地区，如果一个国家重视效率，通常就会忽视公平，比如说智利，最终发展掩盖不住社会沉疴，爆发动乱。又或者，这个国家重视公平，追求社会福利，但结果又往往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苦日子到来，无法支撑社会福利，民众一样会不满，大规模游行示威最终也会出现。巴西左翼政府下台，阿根廷左翼政权失利，均与此有关。”
今天，人们讨论拉美各国的发展总离不开“民粹主义”，仿佛很多问题都是它造成的；但在孙岩峰看来，“民粹主义”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结果。
“正是因为拉美各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大家才不得不寻找新出路，而民粹主义被作为了一种尝试。2013年开始，巴西就开始经历社会与政局动荡，民众对经济、政治和自己获得的利益都不满，最终在2018年选出了一个民粹主义的政府。加上智利的暴乱，这些都不是好迹象。它可能标志着，拉美国家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在经历更深、更广的调整，而向暴力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模式，或许会为该地区带来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