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李雪娇
镉大米在今年卷土重来了。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近日曝光一起镉超标大米事件，重达99.425吨的“镉大米”被碾压后送去做燃料进行销毁。经溯源，该批“镉大米”来自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对此，益阳市回应称，已对涉事的7家企业立案调查，具体进展将及时对外公布。
提及湖南，人们脑中首先浮现出的是“鱼肥粮丰”美景。然而，近段时间，湖南大米不时被检出镉超标，“鱼米之乡”光环被罩上一层阴影。“镉大米”风波在近年来屡禁不止。事实上，不仅是湖南，国内多个省份出产的稻米被查出镉超标，土壤污染已成我国众多地方的“公害”。“镉米危机”的出现，再次敲响土壤污染警钟。
污染事件推动治理步伐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近10年来，土壤问题在中国集中爆发。中国土壤安全问题成为悬在中国社会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陕西省华县瓜坡镇龙岭村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村，自1974年村上发现第一例食道癌患者至今，该村共死亡55人，其中30人死于癌症，其余人死于肺心病、脑血管病等，无一例自然死亡。全村人口从154人锐减至77人，癌病患者和死亡人数连年增多，且呈年轻化。龙岭村几十年来被癌魔笼罩，最终发现该村的土壤污染十分严重。
2007年1月，原属武汉市农药厂的武汉赫山地块，在施工时有工人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后获救。
2015年，天津瑞海化学品仓库爆炸事件，就将周边小区成千上万的普通居民卷入了土壤污染的重大隐患之中。
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2015年9月迁入新址，493名学生出现身体不良反应，情况严重者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病症。学校新址毗邻三家化工厂的原址，令不少学生家长怀疑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就是罪魁祸首。
从这些血淋淋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土壤污染并不是一个小概率的意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土壤问题事关公共安全，土壤安全关系人们的饮食、居住安全。“土壤污染是一种看不见的污染。土壤本身是不流动的，但从土壤中种植的农产品可以作为商品流动。”陈同斌介绍道，不同于大气和水污染，土壤问题的“潜伏期”长，污染问题从产生到爆发会间隔数年甚至十数年，治理难度与代价也很高。
2014年4月，环境保护部联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在这之前土壤污染情况被视为“国家机密”，不得公开。
2016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布《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掀起了一场“净土行动”,让土壤治理走上了规范化,迎来了新的希冀。
在2016年“土十条”的防控思路基础上，中国土壤污染治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法》）在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而翻开新的一页。
当时的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曾透露，“土十条”编撰工作始于2013年5月，按照中央的部署，环保部牵头，多个部门起草文件部署怎么做好土壤污染防治这样一项工作。“之所以花费这么长的时间，一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二是基础非常薄弱。它和大气、水不一样，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现在还没有一部法律规范，相关的工作也很分散。土壤的问题又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
“‘土十条’和《土壤法》的出台，大力推动了我国土壤治理整体规划和方案的制定，大大加快了与场地污染修复、农用地污染修复以及矿山污染修复相关的标准、导则、指南和管理办法等的出台，使得我国土壤修复法律法规标准等的建设呈现系列化和体系化的趋势。”中国资深土壤修复专家、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中国土壤治理明确了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的原则，不主张盲目地大治理、大修复。
初见成效 整体稳定
2020年3月36日，全国土壤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发布第23期《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简报》显示：农业农村部联合生态环境部在江苏、河南、湖南3省6县完成耕地土壤环境质量 类别划分试点，其他省份在 20%的县域开展划分试点。21个省份已编制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方案或指南，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湖南、海南7个省份基本建立了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分类清单。各地共排查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1.3万个，确定需整治污染源近2000个，整治完成率为62%，超额完成40%的年度整治任务，实现“整改完成一个，核查一个，销号一个”。
“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到2019年底，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累计下达280亿元；坚定不移禁止洋垃圾入境；全国固体废物实际进口量同比减少40.4%；‘清废行动2019’发现的1254个问题中1163个完成整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时代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赵建军通过数据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分析称，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净土保卫战”取得积极成效，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根据目前土壤污染防治的现状，刘阳生总结3种情况：
一是矿山污染治理以重金属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为主。目前修复技术和修复方案基本成熟，且在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有色金属产地已有大量的修复案例和工程实践，实际修复效果基本满足了项目的设计要求。由于受到资金的限制，目前我国仍然有大量的矿山污染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二是建设用地修复主要是指工业污染场地修复。通常表现为重金属和有机物复合污染治理，并且往往涉及到地下水污染修复。目前，工业污染场地修复涉及到的修复技术体系比较复杂，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又可以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虽然，国内已经进行了上百个工业场地修复项目，但是整体而言，对于不同类型污染场地的修复技术和装备仍然缺少成熟、成功的应用案例，尤其是对修复效果进行了长期跟踪的具有后评估性质的案例，因此很难在此基础上形成某个技术或者装备的工程技术规范。另外，目前也缺乏有效的、可靠的场地修复验收标准。因此给项目的施工管理和验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三是农用地污染修复主要以重金属铅、镉和砷等污染的修复为主。修复方法主要包括原位化学稳定化、植物修复以及二者的耦合修复为主。我国农用地污染修复技术和商业模式尚处于摸索阶段，与建设用地修复项目情况类似，不具备太多的指导意义。由于我国对于重金属在土壤—植物根系—植物茎叶—植物果实（籽粒）之间的传递和富集规律的基础研究十分薄弱，在国家科技部重点专项的支持下，系统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刚刚起步，所以很难针对性地开展抑制植物吸收重金属的技术研发工作。
从土壤中找未来
“土十条”实施以来，各地不断推进土壤治理修复工作，取得了成果。土壤污染过程复杂，土壤治理技术尚在初步。如果没有对农业生产、土壤改良与修复在意识形态、风险管理和行为约束,土壤污染治理只会“忙上添乱”。
直至今天，常州市政府已在常化厂土壤修复工程上投入了超过2亿元，但效果依然充满争议。2009年开始，常州环科所采用“换土”的办法对常化厂地块进行修复，具体做法分为两大步骤，一是掘地2至6米，把污染区约33万吨的土壤全部移走，重新填上新土。二是抽出60万立方地下水，进行深度处理后，再回灌地下，确保不影响地质结构。
这一方法看似简单易行，实际操作和效果却并不能完全与理论一致。据江苏当地媒体报道，到2012年底，常化厂土壤修复工程结束，该地块主要已被用于房地产开发。但到2013年，这一地产项目公开发售时，新建社区里仍漂浮着刺鼻的化学污染物异味。
事实上，环保行业人士都清楚，在短时间内对一片重金属污染土壤进行彻底修复是困难的。土壤一旦发生重金属方面的污染,则重金属在环境中遵循质量守恒规律，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和污染土壤安全利用无法自然恢复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有时要靠换土、淋洗土壤、植物萃取等方法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治理成本较高。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土壤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没摆到一个应有的高度。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特别是相关治理部门及广大农民对土壤污染更是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觉醒。”陈同斌从亲身调研经历直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在修复技术和管理运行的模式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土壤修复产业有一个生命周期更替过程。这种周期性可以体现在土壤修复资金占GDP的比重中，一般国家的规律呈现出土壤修复资金占GDP的比重由低升高的趋势。
根据美国土壤修复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将土壤修复产业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准备阶段，平均土壤修复资金占GDP比重仅为0.056%；第二个阶段是起步阶段(1993年至2001年)，此时修复资金占GDP比重为0.123%；到2001年至2004年的跃进阶段，修复资金占GDP比重高达0.70%；最后是调整阶段，比重下降至0.49%左右。
陈同斌表示，我国土壤修复行业目前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仍是产业成长的起步阶段，技术装备和人员队伍仍处在初期阶段，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的研发或应用还多处于试验阶段。可见，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01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分享常德市石门县调研经历，针对雄黄矿砷污染治理土壤修复工程，结合“精准扶贫”，给出了“石门土壤修复模式”的答卷。常纪文介绍，农田土壤修复与地方扶贫精准结合，可以探索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土壤修复行业的发展依赖于相关修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因为不同修复项目的土壤污染程度和类型、质地以及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对于土壤修复提出了各异的需求，只有具备完善的土壤修复技术，才能提供更加全面适用、因地制宜的土壤污染治理方案。
除此之外，污染土壤修复是一门复杂的工程。陈同斌提到，土壤涉及生态环境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等多部门的协调，因不同职能部门的侧重点不同，土壤修复与风险管控的方式不同，在顶层设计上，需要进一步技术创新和完善标准，积极推广去除污染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的植物修复技术。
链接：各地土壤修复经验分享
“石门土壤修复模式”
常德市石门县白云乡，是中国药用雄黄唯一产地，也是亚洲目前最大的单砷矿区。然而，随着雄黄矿多年开采和冶炼，产生的废气、废水以及废渣对矿区周边约35平方公里的区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砷污染，是长期以来重金属污染较为突出的地区之一，是当前国家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极为关注的重要环境问题之一，也是“土十条”规定的六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之一。
针对当地土壤污染状况，从201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鹤山村的雄黄矿区开展“南方重金属污染风险区划与修复技术研发示范”项目，通过蜈蚣草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吸”出来，建立了防-控-治相结合的土壤环境保护模式。
石门县在污染防治与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相结合：首先妥善救助和安置雄黄矿区群众。其次，石门县通过治理污染，带动雄黄矿区群众脱贫致富。让周边群众尽快过上健康、富足的小康生活，既要“治污”更要“致富”。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当地用工已达44000多个，务工收入达460多万元，其中鹤山村、望养桥社区两个贫困村有70多户贫困户参与工程建设，每户年均增收10000元。
“川味经验”—四川省绵竹市耕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古蔺县耕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被列入14个国家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项目
绵竹市是全国四大磷矿基地之一，土壤中镉本底值较高，加之工矿企业污染物排放、不合理施用化肥农药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区域土壤镉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2015年，绵竹市积极对接国家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示范项目，整个项目修复面积2090亩，预计投资4667万元。从2015年10月起，项目分为两期实施：前期为50亩，进行修复技术筛选；后期应用筛选修复技术进行了2040亩大面积修复。主要采用钝化修复和植物修复等措施，以实现土壤中有效镉和农产品中镉含量逐年降低。截至2017年底，2040亩大面积钝化修复工程与植物修复工程已全部完成。在进行土壤污染治理的同时，着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
2012年11月，四川省首个土壤污染修复试点工程设在石屏镇。受多年“土法炼磺”生产影响，古蔺县石屏镇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情况严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2015年，古蔺县计划3年内逐步解决石屏镇“土法炼磺”造成的工矿污染问题。中科院陈同斌、陈卫平研究员等专家团队来到石屏镇炼磺区调研，对四川大学编制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2015年治理方案》进行评估，并提出科学修改意见和建议。
两年多来，通过客土置换、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化学修复等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以及新型渣堆稳定技术，275.2亩污染耕地被治理。同时，修筑水平梯田、完善田间道路和灌排系统，耕地土壤正常生态功能逐步得到修复，土地生产能力和土地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