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博弈下的战略竞合：中欧经贸合作新特征

自1975年建交确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欧双边关系经历了从建设性接触到战略竞合的深刻转型。1985年《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奠定了早期经贸往来的制度基础，而2003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则标志着双边关系进入蜜月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全球地缘格局的深刻演变，中欧关系呈现出多维度的战略竞合态势。

中欧关系呈现非对称性与动态博弈特征

其一，贸易关系呈结构性非对称。

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2024年上半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1522亿欧元，同比缩减8.3%，但仍维持高位。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31.8%）、机械设备（21.5%）和化工产品（12.7%）构成逆差主要来源，其中电动汽车及零部件逆差同比激增22%，凸显欧盟在新能源产业链的结构性依赖。

欧盟对华政策在2019年迎来范式性转折。当年发布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突破传统双边关系框架，首次将中国明确定义为兼具“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与“系统性制度对手”的三重复合体。这一认知重构在2021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遭欧洲议会冻结后加速显性化。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式提出“去风险”战略框架，6月通过《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构建政策体系，10月即启动针对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期间出口欧盟的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比亚迪、上汽、吉利等主要中国车企。进入2024年，该政策持续加码，1月出台“关键技术清单”实施出口管制，4月通过《反胁迫工具》强化贸易防御，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9月又将调查范围扩展至风电行业。政策效果已显现：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中国电动汽车在欧份额从2023年8%降至2024年6.5%。欧盟委员会还根据《外国补贴条例》于2025年4月28日宣布对中国进口的高空作业升降机械设备征收最高达66.7%的关税。若欧盟现行的“去风险”政策与中国产业升级战略持续深化，预计至2025年中欧双边贸易规模或将面临15%-20%的显著收缩。但我们也看到，转口贸易渠道的快速扩张（特别是经越南转口的贸易量同比增长27%，墨西哥转口增长19%）正在形成重要的缓冲效应，部分缓解了直接贸易受限带来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先企业正积极调整全球化布局策略，通过深化欧洲本土化生产来应对贸易壁垒。比如，宁德时代2024年德国图林根工厂的电池产能已提升至28GWh，可满足约35万辆电动车的需求；而比亚迪（BYD）官方公告显示，其投资7.3亿欧元建设的匈牙利塞格德工厂将于2025年第三季度正式投产，设计年产能达15万辆电动车。这些战略性投资正在重构中欧产业合作模式，从传统的商品贸易逐步转向资本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价值链整合。

其二，产业分工呈非对称依赖格局。

中欧产业分工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非对称特征，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关键战略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关键原材料供应链风险评估报告》，欧盟在若干关键工业原材料领域对中国存在严重依赖：稀土永磁体的进口依赖度高达94%，锂电池关键材料的依赖度为89%。尽管在光伏硅料领域，欧盟对华依赖度已从2021年的84%降至73%，但这一降幅仍远未达到《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的预期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在高技术制造领域对欧洲的依赖程度正呈现系统性下降趋势。半导体设备的进口来源中，欧洲份额已从2019年的45%显著降至2024年的32%。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中国“十四五”规划中半导体设备国产化战略的实施。不过，在航空发动机这一技术门槛极高的领域，中国仍维持着对欧洲28%的进口依赖度，反映出该领域技术自主化的特殊挑战。

这种动态演变的非对称依赖格局正在深刻重塑中欧产业博弈态势。欧盟通过《欧洲工业战略》加速推进“供应链多元化”战略，而中国则持续深化“科技自立自强”政策导向。这两种战略取向的互动，预示着中欧产业关系将进入一个更具竞争性的调整阶段。

其三，中欧双向投资呈现非对称相互依赖。

中欧双向投资呈现典型的复合相互依赖特征，其非对称性在投资规模、领域分布与制度环境三个维度形成动态博弈格局。首先，投资规模动态演变。截至2024年底，欧盟对华投资存量达3860亿欧元，是中国对欧投资存量（1838亿欧元）的2.1倍，但这一差距较2020年的3.5倍显著缩小。中国对欧并购活跃度持续攀升，2024年新能源汽车领域完成17宗交易，总估值达54亿欧元，其中宁德时代收购瑞典电池回收企业Northvolt股权（15%占比）成为年度标志性交易。

其次，中欧在投资领域的选择呈现出鲜明的战略互补特征，这种分野既植根于双方产业禀赋差异，也映射出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中的竞合逻辑。欧盟对华投资持续锚定传统优势领域，集中于汽车制造（32%）、高端装备（28%）等传统优势领域。典型如大众集团在安徽投资23亿欧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基地，通过本地化生产巩固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标准主导权。这种“以技术换市场”的策略，实质是利用既有产业优势延长技术红利周期。中国对欧投资则聚焦绿色技术（41%）与数字基建（23%）等战略性新兴领域。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海上风电集群的共建项目即是明证——国家电投与Iberdrola合作开发的320MW漂浮式风电场，不仅突破深海风电技术瓶颈，更使中国获得欧洲电网智能调度系统的核心算法。这种“以资本换技术”的路径选择，凸显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向技术制高点攀升的战略意图。

此外，在制度环境方面，欧盟防御不断升级，通过外资审查机制（FDISM）与国际采购工具（IPI）构建防护体系，对华投资否决率从2021年9%升至2024年17%，比如阻止中广核收购罗马尼亚核电站项目（2023），否决蔚来汽车收购德国充电桩运营商IONITY（2024）；中国则不断开放深化，在金融、汽车等领域持续扩大市场准入，比如2022年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后，宝马集团获批在华设立独资电动车子公司；欧盟企业也获得了包括独资券商牌照在内的多项突破性准入，瑞银证券成为首家外商独资券商。

这种看似对立的投资布局，实则构成动态平衡：欧盟通过传统领域投资维持市场占有率，中国借助新兴领域突破实现技术赶超，双方在产业生态的不同维度形成错位竞争，共同推动全球产业体系的梯度演进。值得关注的是，清洁技术已成为双边合作的战略性领域。2023年，中欧在该领域的双向投资规模达到历史性峰值，首次突破200亿欧元；至2024年，投资方向进一步向技术前沿倾斜，其中智能电网（占比32%）与工业脱碳（占比28%）成为核心增长极。这一结构性转变不仅标志着技术协同的深化，更折射出双方在产业竞争中寻求互补性创新的新型竞合范式。

中欧技术竞合：全球治理重构进程中的博弈与共生

在中美科技竞争深刻重塑全球格局的时代背景下，中欧技术互动展现出“对抗中蕴含合作、竞争中谋求协同”的独特态势。双方在5G标准制定、人工智能治理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展开激烈博弈，却又在绿色转型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形成深度协作。这种矛盾共生的关系，正悄然重构着21世纪的技术权力版图。

技术主权与规则协同的双轨演进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呈现战略博弈新态势。在5G标准制定主战场，全球技术版图呈现“一超多强”格局：华为凭借38.3%的标准必要专利占比形成技术壁垒，欧洲企业诺基亚（15.8%）与爱立信（14.5%）通过战略联盟构筑防御体系。国际电信联盟（ITU）2024年标准投票数据显示，中国提案通过率达67%，显著高于欧盟的49%。毫米波频谱资源争夺更引发多轮技术标准攻防战，24GHz-40GHz频段的技术路线争议导致国际标准制定进程延缓3个月。

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开创协同监管新模式。2024年《中欧人工智能伦理共同框架》创新构建双轨评估体系：技术合规轨道依据中国《可解释性AI系统技术要求》，要求算法开源率≥30%并建立数据溯源机制；风险管理轨道对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三级分类体系，实施场景化风险评估。该机制覆盖78家跨国企业，形成首个跨境AI监管协作网络。实践数据显示，TikTok算法经双轨评估后用户投诉率下降42%，SAP企业管理系统漏洞检出率提升29%，验证了差异化治理的有效性。

气候技术合作展现竞合双重特性。中欧在碳市场机制设计层面存在制度摩擦，但通过绿色技术联合创新中心已开展23个联合攻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超15亿欧元。技术突破包括：锂硫电池正极材料使能量密度提升30%且成本下降40%；智能电网协同调度模型在苏州、汉堡试点中降低配网损耗18%。这种“规则博弈+技术协同”模式，成为全球低碳转型的创新实践。

技术安全生态重构中的大国竞合——

在全球科技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欧盟陷入了一种双重依赖的困境：92%的云计算市场受控于美国，98%的稀土依赖中国供应。这种战略依赖正撕裂欧洲的技术主权愿景——《芯片法案》豪掷430亿欧元剑指20%全球半导体份额，却在关键原材料领域遭遇结构性矛盾：对华稀土依赖度升至98%、铋进口占比92%，而《关键原材料法案》因成员国利益分歧停滞不前，欧洲审计院更警示2030年稀土加工自给30%的目标可行性不足50%。

技术主权的建构呈现东西分野。欧盟以“去风险”为名构筑六大技术堡垒，通过《关键技术法案》将量子计算、先进材料等32类技术纳入出口管制。中国则强调“自主可控”，努力实现芯片全产业链国产化，并以28nm芯片全产业链攻坚为支点，在刻蚀机、沉积设备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中微半导体5nm刻蚀机获台积电N5制程认证，突破设备封锁关键节点。新能源领域形成“技术出海+在地融合”新范式：宁德时代德国工厂实现动力电池碳足迹削减37%，匈牙利基地创造2300个本土岗位，演绎硬科技与软实力的双重输出。

这场博弈折射出后全球化时代的技术权力重构逻辑：欧洲在“安全围栏”与“增长引擎”间反复校准，中国则以“发展型安全”范式打破技术禁闭，通过自主创新与全球协作的张力平衡，重塑大国竞合的技术生态格局。

结构性竞合：

全球化2.0时代的技术共生新范式——

中欧技术博弈呈现“对立统一”的复杂生态：华为凭借40%的5G专利构筑技术主权壁垒，却通过跨境数据“绿色通道”日均处理3亿条欧盟用户信息；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23%惩罚性关税，却依赖中国98%的稀土维系汽车产业命脉。这种“技术威慑-产业依存”的悖论，折射全球化2.0时代的核心特征——绝对技术自主性神话破灭，动态平衡成为权力重构的底层逻辑。

欧盟的“选择性合作”暴露战略撕裂：5G建设排除华为致成本激增19%，却在传统制造领域与中国深度绑定——中欧班列60%的货柜装载汽车零部件，德国车企30%全球销量依赖中国市场。这种矛盾折射成员国利益博弈：法国力推本土电池联盟争夺补贴，而大众汽车在华新能源投资加码至23亿欧元，市场引力正在消解政治壁垒。

中国正以“技术攻坚+属地深耕”的双轨战略，为全球化困局破局提供新思路：在技术攻坚层面，23个中欧联合6G研发项目的布局，稳固了我国在通信技术领域的话语权，构建起核心专利的坚实壁垒；属地深耕方面，宁德时代德国工厂年产能达28GWh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可满足35万辆电动车需求，比亚迪匈牙利基地打造属地化产能，将技术专利高效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中欧在绿色技术领域累计15亿欧元的合作投入，更展现出安全与效率兼顾的可能性。

这一双轨战略在第三方市场催生出复杂而独特的格局。世界银行2024年《全球技术合作与冲突报告》显示，在非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约40%的项目因欧盟标准与中国国家标准的规则碰撞而延迟；但在拉美新能源市场，中欧企业打破常规，以“联合投标体”模式携手拿下总价值57亿欧元的光伏项目，开创“竞争性合作”的全新范式。世界银行《2024技术竞合指数》指出，在78个新兴市场国家，中欧技术标准“冲突-适配”系数已达0.63，这一数据昭示着全球化2.0时代，新型技术治理框架正加速成型。

未来：中欧关系步入“战略竞合”新阶段

过去数十年，中欧从单纯的贸易伙伴发展为覆盖经贸、科技、气候等多领域的全面合作伙伴。但如今，这对伙伴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在电动汽车关税、5G技术标准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却又在应对气候变化、稳定供应链等领域紧密携手。这种看似矛盾的互动，正塑造着全球化变局下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曾经作为“稳定器”的经贸关系正在经历重构。欧盟推行的产业保护政策已显现实质影响：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份额一年内从8%下滑至6.5%，高空作业设备面临最高66.7%的关税壁垒。但市场的力量仍在发挥作用：通过越南、墨西哥等第三国转口的贸易量保持两位数增长，中国企业在欧洲本土的电池工厂陆续投产，宁德时代德国工厂已能满足35万辆电动车的需求。这种“你中有我”的产业生态，让单纯的对抗政策难以奏效。在争夺与合作的交织中，新的平衡点正在形成。

站在2025年建交50周年的门槛前，中欧关系的走向牵动世界目光。欧盟面临关键抉择：是继续在“防范”与“合作”间摇摆，还是建立更可持续的互动框架？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匈牙利、西班牙的产业布局，德国车企在华新能源基地的持续加码，都预示着市场力量正在突破政策壁垒。正如双方在智能电网合作中实现的电网损耗降低18%的突破，证明竞争与合作完全能够并行不悖。冯德莱恩“要创新不要对抗”的呼吁，揭示着欧洲的现实困境。正如中欧班列24%的货运量增长所示——这条横跨亚欧的钢铁丝路上，60%的货柜装载着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终将超越短期的政治博弈。在这个技术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中欧如何平衡竞争与合作，不仅关乎双方25亿人口的福祉，更将重塑未来世界的经济版图。

未来，中欧关系将在挑战和机遇的交织中寻找前行的方向。虽然贸易摩擦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仍然会给双边关系带来风险，但双方在全球经济复苏、气候治理转型以及多边机制改革等领域的共同利益，为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说：“欧洲的未来不在对抗，而在创新与合作。”在全球化放缓和技术民族主义抬头的今天，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关乎双方的战略利益，还将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走向。2025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超越短期竞争、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的战略机遇。如果欧盟能够把当前的危机转化为制度创新的契机，用“有选择的合作与竞争”来替代“全面对抗”，将为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新的思路，并将为陷入僵局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的破局方案。

编辑：陈希琳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