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促内需提振

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谢兰兰

 
冯帅 / 摄

服务消费具有覆盖领域广、附加值高、联动性强、扩容空间大等特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一个均衡、可持续、有韧性的经济结构必然要有强劲的服务消费为支撑。经济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同时也是服务消费在内需中份额持续提高的过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挥服务消费对扩大内需的牵引作用。《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积极发展服务消费。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扩大服务消费。《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分别对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重点领域、具体任务举措进行周密安排和部署。接连出台的政策文件为服务消费扩容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持。

我国服务消费扩量提质空间巨大

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是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国际经验表明，一国消费形态将经历实物消费主导、实物和服务消费并重、服务消费主导几个阶段。当人均GDP迈入1万—1.5万美元的中高收入阶段时，国民消费结构中实物消费增速放缓，服务消费加速增长，对经济贡献度持续提升。当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时，服务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我国在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2024年达到1.3万美元以上，服务消费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013—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由0.5万元提升至1.3万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从39.7%提升到46.1%，且前者增速明显高于后者。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7.4%，已经连续5年保持7%以上增速，服务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63.2%。服务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依然偏低。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已经超过50%，逐渐进入了服务消费主导阶段，至今服务消费占比稳定维持在65%左右，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比重仅有46.1%，在消费结构上，教育、医疗、居住等基础性、刚性消费需求占据较大份额，挤压了服务消费升级空间。即便不考虑消费结构，在我国当前所处人均GDP阶段，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已经超过了50%。到2035年，我国将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达3万美元以上，届时我国服务消费占比有望达到60%以上。未来10年，发展型需求、享受型需求、个性化需求将进入迅速增长阶段，是服务消费市场扩容提质的黄金期。

制约我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的两个问题

总体看，支撑我国服务消费扩容的经济基础、消费群体、产业供给能力等条件基本成熟，政策支持、软硬基础设施日臻完善。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必须解决好民众消费预期不稳不敢消费、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消费信心不足两个关键问题。

消费预期不稳。从需求侧看，稳定的消费预期对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重要作用。在消费领域，预期往往是比现实更重要的决策因素，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阶段，消费预期不稳定将引致短期内需疲软，还可能形成低预期、低消费、低增长的负向循环。

一般来说，收入预期是决定服务消费意愿和能力的根本因素。相对于实物消费，服务消费具有更高的收入需求弹性，许多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服务消费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短期看，若消费者预期未来收入增长，将倾向于增加非必需服务消费。反之，若预期未来收入下降，优先保障刚性支出，挤压服务消费。长期看，消费者会根据长周期收入预期平滑消费行为。长期收入预期越稳定，对养老规划、教育投资、医疗保健等跨期服务消费需求越高。

冯帅 / 摄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重出口、重投资、重积累，对消费的宏观管理不足。我国居民储蓄倾向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IMF预测，2024年，中国国民总储蓄率达42.68%、远高于美国（17.32%）、日本（31.03%）等国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提升至43.48%，高储蓄率为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却没能为这种供给快速扩张创造需求。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居民储蓄意愿居高不下体现了对未来基础性生活保障的较强预防性心理。不从根本上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打破消费预期“魔咒”，服务消费需求长期可持续性增长将难以为继。

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一是一些基础领域保障性服务、普惠性服务供给总量仍然不足，抑制了居民服务消费意愿。以养老领域为例，当前全社会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和医疗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家庭养老负担仍然沉重。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主要依靠保障性收入或其他家庭成员供养，一些基础性刚性需求尚未得到完全满足，比如养老护理服务。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人的11.6%，而目前持证养老护理员仅50万，按国际上失能老人与护理员3:1的比例计算，潜在需求量超过1000万。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600万，到2050年达5800万左右，护理员缺口继续扩大。

二是供需、区域结构性失衡问题严重，供需错配矛盾较深，未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如，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民办托育机构占比近90%，一线城市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在5500元/人/月以上，远超大部分年轻家庭的消费支出能力。事实上，很多服务领域都存在着有需求但国内供给响应速度和能力跟不上的问题，导致教育、旅游、医疗等领域的大量高端需求严重外流，服务贸易逆差严重。以教育为例，《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显示，1978—2024年，中国大陆留学人员累计超过800万人，留学生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所高校，主要流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估计，目前我国留学生自费比例在85%以上，按照人均年消费30万元人民币计算，每年新增市场规模达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这部分优质教育需求如能留在国内，既拓展了服务消费的增量空间，也可以为经济社会提供大批优质人力资源。

此外，一些领域无效、低效服务供给过剩，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存在行政主导的需求前置现象，规划不合理、高估社会服务需求量、服务需求场景错位或没有触达实际需求等导致文体设施、基层活动中心、商业中心等闲置率较高。

构建多层次需求驱动的服务消费体系

首先，国家资源要进一步向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聚焦。

一是财政投入要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加大对可负担、可及性高的普惠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倾斜和政策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好财政对托育、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效能。二是建立国有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发挥国有资本公益性、保障性功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引导央企和国企加大对回报率偏低、经营主体积极性低的普惠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切实改善普惠公共服务供给规模不足和质量不稳定状况，纠正一些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动态调整各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提高普惠公共服务标准，加快社保普惠化进程，扩大职工社保体系覆盖面，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与医保补助标准，有效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经济负担和消费顾虑，释放被刚性服务支出挤压的改善型、发展型服务消费空间，提高福祉水平。四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差异化服务消费促进政策。在扩大内需政策体系中针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量身设计，在补贴力度、范围、时效、存量贷款利息、消费税和个税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

其次，优化服务消费环境，推动服务消费市场良性发展。

一是完善服务消费政策法规体系。服务消费覆盖面广、牵涉主体多、消费场景丰富，监管和治理要求高、风险点多，建议时机成熟时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各细分服务领域的管理办法、指导意见，建立规范服务消费的总体法规框架体系，弥补监管空白，高位推进服务消费市场规范发展，提振消费者信心。二是加大对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鼓励创新探索，为创新者提供“安全网”，支持经营主体培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新兴业态预留足够的发展试错空间，挖掘改善型、发展型服务需求增量。强化中小经营主体的精准财政补贴、税负减免等专项政策。三是加强服务消费统计监测，准确把握服务消费发展趋势，动态完善服务消费促进政策措施。四是加力扩围“两新”政策，将提振消费范围从实物扩大到服务消费，尽快推出服务消费补贴，引导相关部门和地方出台细化配套措施，将人力资本焕新、“一老一小”服务、数字服务等项目纳入消费补贴范围，激发服务消费潜力。五是探索从短期刺激政策转向长效机制构建，巩固短期政策成果并上升为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制度化保障。

最后，推动重点服务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吸引境外消费回流。

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拉动境外消费需求回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议提高国际教育服务在地化水平，继续扩大中外合作办学规模，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引进高水平国际化师资和培养模式，特别是发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的竞争优势，激发知名高等院校声誉、品牌和特色拉动消费的潜能。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国家范围，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畅通与国外先进教育国家的跨境远程教育合作渠道。在医疗领域，建议扩大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城市，放开对外资医院开设分支机构的限制，在有条件的地区试点探索外资医疗机构部分业务对接本地医保，构建跨境远程医疗支撑与运营体系，完善远程诊疗系统，简化外国医师远程诊疗制度。加快国际先进医疗资源与国内健康需求衔接，促进境外医疗消费回流，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医疗健康服务需求。

编辑：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