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全球化深度演进与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成为理解当代经济运行逻辑的重要命题。本文以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切入点,系统探讨两大循环的内涵、互动机制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深远影响。研究表明,两大循环并非割裂对立,而是存在深刻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是各国应对不确定性、实现经济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引言:全球化新阶段与“双循环”的时代命题
21世纪第三个十年伊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新冠疫情冲击余波未平,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深刻重塑着全球经济的运行逻辑与增长动能。在此背景下,传统的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于2020年正式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不仅是中国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战略抉择,更揭示了全球化新阶段下,任何一个开放经济体(无论是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还是像爱尔兰这样的高度开放型中小经济体)都必须深入思考的核心问题:如何处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辩证关系?
国际循环,即以跨国投资、贸易、技术流动为纽带,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协作,利用国际市场与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国内循环,则强调依托本国广阔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强大内需潜力,实现经济自我驱动、内生增长的模式。传统认知常将二者置于对立面,或将“内循环”误解为“闭关锁国”。然而,深入剖析其内在联系,二者实则是相互依存、相互赋能、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本文旨在系统剖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内涵特征,深入揭示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与传导路径,并结合中国实践与爱尔兰等开放经济体的经验,探讨在复杂变局下实现两大循环良性互动、提升经济韧性的战略路径。
二、概念界定:理解两大循环的内涵与支撑
(一)国际循环:全球分工协作的引擎
国际循环的本质是生产要素与商品服务的跨国界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其核心特征与驱动力包括:
1. 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 生产过程被分割为不同环节(研发、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营销、服务等),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形成“雁阵模式”或“网络化生产”。各国依据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技术、制度等)嵌入特定环节,实现规模经济与专业化效率提升。例如,苹果手机的供应链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中国负责最终组装,发达国家则主要负责高端制造、软件研发等职能。
2. 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区域贸易协定以及各国开放政策,大幅降低了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的跨境流动。例如,爱尔兰凭借低税率、欧盟成员国身份及高素质劳动力,成功吸引了大量跨国科技和制药企业在此设立欧洲总部及生产基地,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3. 技术扩散与知识溢出: 国际贸易(尤其是中间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的重要渠道。进口先进设备、中间品,或与跨国公司合作,能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例如,爱尔兰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实现了技术能力的快速跃升。
4. 市场规模与竞争效应: 参与国际循环使企业能够突破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利用全球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国际竞争迫使本土企业不断提升效率、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即“竞争效应”。
(二)国内循环:内生增长韧性的基石
国内循环强调依托本国经济体系实现自我驱动、可持续的增长。其核心要素与优势在于:
1.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大国而言): 拥有庞大人口和较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如中国、美国),其内需市场本身就能支撑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多样化发展,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例如,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其市场潜力巨大。
2. 完整产业体系与配套能力: 拥有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能够实现产业内部的自我循环和协同发展,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3. 强大内需潜力与消费升级: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对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为产业升级和创新提供强大牵引力。例如,当前国内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4. 自主创新与核心技术突破: 强调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环节实现自主可控,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创新生态、培育本土领军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摆脱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例如,当前中国在5G、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
5. 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 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促进要素在区域和城乡间自由流动、推动乡村振兴,释放内需潜力,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经济布局。
三、互动机制:两大循环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绝非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存在多维度、深层次、动态化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机制。
(一)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支撑与赋能
1. 技术引进与能力提升: 通过进口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技术许可,以及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国内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生产工艺,缩短学习曲线,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技术溢出效应)。例如,爱尔兰制药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
2. 市场拓展与规模经济: 国际市场为国内企业提供了远超本土规模的销售空间,使其能够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单位成本,提升价格竞争力。出口导向型企业在满足国际市场严苛标准的过程中,自身能力也得到锤炼(出口学习效应)。例如,中国家电、通信设备等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离不开早期大规模出口带来的规模效应和技术积累。
3. 要素优化配置与效率提升: 参与国际循环促使国内资源(资本、劳动力)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高效企业集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国际竞争压力倒逼国内企业深化改革、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竞争效应)。
4. 制度规则对接与治理改善: 为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需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环境标准等),这有助于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例如,加入世贸组织深刻推动了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
5. 缓解资源环境约束: 对于资源相对匮乏或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国家,通过进口所需资源能源,出口高附加值制成品,可以有效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爱尔兰能源资源有限,但通过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出口,实现了经济繁荣。
(二)国内循环对国际循环的根基与驱动
1. 产业基础与配套支撑: 强大、完整、有韧性的国内产业体系是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根本保障。本土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能力、高效的物流体系、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吸引高端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复杂生产环节、实现出口产品升级的关键。例如,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配套能力是其“世界工厂”地位的核心支撑。
2. 创新策源与技术引领: 国内循环中强大的研发投入、活跃的创新生态、庞大的应用场景,是催生颠覆性技术、培育原创性成果的沃土。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和附加值获取能力。例如,华为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源于其长期坚持的高强度国内研发投入。
3. 内需市场与需求牵引: 庞大且不断升级的国内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和“孵化器”。企业可以先在国内市场验证技术、完善产品、积累经验、形成规模,待成熟后再推向国际市场,降低海外拓展风险(国内市场“练兵场”效应)。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内政策支持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拉动。
4. 人才储备与要素供给: 国内循环中持续的教育投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工程师和科学家。同时,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为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并购提供了资金支持。例如,爱尔兰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其吸引和培养高科技人才提供了坚实基础。
5. 风险缓冲与经济韧性: 强大的国内循环能力(特别是内需和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抵御外部冲击(如全球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疫情、地缘冲突)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当外部需求萎缩或供应链受阻时,内需可以起到托底作用,避免经济硬着陆。例如,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疫情期间,通过扩大内需有效稳定了经济大盘。
(三)动态平衡:从“相互促进”到“深度融合”
两大循环的良性互动,最终指向一种动态平衡与深度融合的状态:
1. 不是“割裂”,而是“协同”: 两大循环通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要素的双向流动紧密连接。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忽视国际循环,而是强调在复杂环境下,必须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增强自主性和安全性。国际循环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二者需协同发力。
2. 不是“静态”,而是“演进”: 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全球格局变化,两大循环的互动模式、相对重要性、侧重点也会动态调整。例如,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成为连接两大循环的新纽带;绿色转型则要求两大循环在低碳技术、标准、规则上加强协同。
3. 目标是“韧性”与“可持续”: 实现两大循环的动态平衡,最终目标是构建更具韧性(抗风险能力)、更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绿色发展)、更安全(关键领域自主可控)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实践案例:中国“双循环”与爱尔兰的开放平衡
(一)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探索
中国提出“双循环”战略,是对自身发展阶段变化(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外部环境剧变(逆全球化、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动回应。其核心在于:
1. 畅通国内大循环: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释放内需潜力。
2.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包括: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依托国内大市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3. 成效与挑战:“双循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国际竞争力提升。但也面临挑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消费潜力释放仍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因素制约,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中国正努力在强化内需主导与保持开放活力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二)爱尔兰:高度开放经济体的“双循环”平衡术
爱尔兰是高度依赖国际循环的典型小型开放经济体,其成功经验对理解如何在深度全球化中平衡内外循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 深度融入国际循环: 爱尔兰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是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凭借12.5%的低企业税率(尽管面临欧盟压力)、欧盟单一市场准入、高素质英语劳动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亲商政策,爱尔兰成功吸引了苹果、谷歌、微软、辉瑞、强生等全球顶尖科技和制药公司在此设立欧洲总部、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这使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成为全球领先的药品、软件、信息服务出口国。
2. 强化国内循环根基: 在高度依赖国际循环的同时,爱尔兰并未忽视国内循环的建设:
(1) 人力资本投资: 大力投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适应跨国公司需求的科技、工程、商业人才。其教育体系被誉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秘密武器”。
(2) 本土产业培育: 通过企业局等机构,积极扶持本土中小企业,特别是具有高增长潜力的科技、食品、生命科学企业,帮助其国际化。本土企业在农业食品、清洁技术等领域表现突出。
(3) 创新生态构建: 建立国家科研机构(如爱尔兰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中心)、科技园区(如都柏林硅港),促进产学研合作,提升本土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促进了本土创新。
(4) 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保持高效的政府服务和法治环境,为内外资企业提供良好运营条件。
3. 平衡的艺术与挑战: 爱尔兰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追求以开放促发展与强根基防风险的精妙平衡:
(1) 利用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端就业,显著提升了爱尔兰的产业层次、技术水平和人均收入,为国内循环(消费、投资、本土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
(2) 依托国内循环支撑国际循环: 高素质人才(由国内循环产出)是吸引和留住高端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要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由国内循环建设)是国际循环高效运行的保障;本土产业的成长(由国内循环培育)增强了经济多样性,降低了对少数跨国公司的过度依赖。
(3) 面临的挑战: 过度依赖少数跨国公司和特定行业(科技、制药)带来经济脆弱性(如美国税改或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冲击);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房价压力;欧盟对企业税收政策的压力;如何在保持开放的同时提升本土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和附加值,等等。当前,爱尔兰正努力通过多元化吸引投资、加强本土创新、改善民生福利来应对这些挑战,寻求更可持续的平衡。
五、结论:迈向韧性发展的全球新范式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是全球化新阶段下所有开放经济体必须面对的重要战略议题。本文的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表明:
1. 相互依存是本质: 两大循环绝非替代或对立关系,而是深度嵌套、唇齿相依的有机整体。国际循环为国内循环注入技术、效率、市场活力;国内循环为国际循环提供产业根基、创新源泉、需求支撑和安全屏障。割裂二者,任何单一循环都难以持续。
2. 相互促进是关键: 实现两大循环的良性互动是提升经济韧性和竞争力的关键路径。国际循环的高质量参与能倒逼国内改革与产业发展;国内循环的强大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和抗风险能力。政策的核心在于打通堵点、促进要素流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让两大循环相互赋能、螺旋上升。
3. 动态平衡是目标: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没有一成不变的“最优比例”。各国(无论大小)需根据自身禀赋、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动态调整内外循环的侧重点和互动模式。大国(如中国)需更注重发挥内需潜力,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小型开放经济体(如爱尔兰)需在深度融入全球的同时,着力强化人才、创新、本土产业等根基,降低外部依赖风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等于“闭关锁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也不等于“放弃自主”,关键在于找到契合自身国情的平衡点。
4. 全球治理是保障: 两大循环的顺畅互动,离不开稳定、开放、包容、规则导向的全球经贸环境。各国应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负面溢出效应;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新领域加强规则合作;推动全球价值链朝着更加包容、可持续的方向重构。
展望未来,在技术革命(AI、生物科技等)、绿色转型、地缘政治重构等多重力量交织下,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互动将呈现新的特征(如数据跨境流动、绿色供应链、区域化集群化)。深刻理解并驾驭二者关系,构建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各国实现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时代要求。(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余之信 余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