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四个赋能”，助力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工作时，就明确了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新的城市战略定位。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紧接着，北京市“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北京要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到2035年实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

从全球范围看，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与产业变革持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创新体系、创新要素与资源的配置、组织运营与竞争态势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以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首都面向未来的新起点、新引擎，亦是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坚持创新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北京科技创新在全球的竞争力、影响力的重要时代课题。在此背景下，需聚焦重点问题，找准实现路径，真正赋能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一、夯实产业基础，赋能建设“创新高地”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密集的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智力与科技成果资源丰富，2020年专利授权量为162824，同比增长23.62%，但技术合同交易数量虽居于全国首位，也仅为84451项。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虽已突破6%，但发达国家的15%到25%仍有较大差距。基础研究薄弱、与产业不匹配、科技投入产出效益低一直是制约科技创新的瓶颈问题。因此，打好基础研究的地基，发挥好北京“科学高地”优势，对于赋能“创新高地”建设至关重要。

一方面，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特别在芯片、光刻胶、高端装备、仪器等领域“卡脖子”技术受制于人背景下，需加强基础研究，实现原始创新从“0到1”的突破。要坚持“好奇心”自由探索和国家重大战略“双轮驱动”，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突破一批重大基础理论和重大原创核心技术、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同时要优化投入结构，做好专利布局，保障注满知识储备池。另一方面，创新高地必须要有高端人才的智力支撑，做好“枯燥”的基础研究亟需“静得下心来”创新人才。例如华为核心的“5G Massive MIMO”技术一搞就是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等多个场合强调强调“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因此既要改善人才流动、评价、培养、使用等机制，激发创造活力，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也要把握美国对中国科研人员的“审查”风波，创造更好的人才环境，吸引一批优秀人才“衣锦还乡”、“造福家乡”。

二、搭建多主体创新平台，赋能形成开放创新生态

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球创新枢纽和关键节点，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各参与主体相互脱节，以科研为主导的创新模式难以跨越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死亡之谷”，使得部分科技成果“无人问津”，造成经济、技术“两张皮”。科技创新平台是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其目的是解决市场需求与科技成果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应用场景的全覆盖。

目前科技创新平台多从科技成果供给方出发，提出供给侧主体通过媒介平台将成果传递给需求侧主体，这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成果转化，即为技术成果找“婆家”，大多数的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移中心平台则担起了“媒婆”的角色，然而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度行政化的科研系统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使得科技成果转化严重偏离市场导向，无法实现科技成果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而基于科技成果需求方视角，以企业为主导的“重点实验室”、“校企共建研发中心”、“院士工作站”等科技创新平台由于初期没有系统规划，使得平台定位不够准确，功能重复，有些甚至为获得政府红利，流于形式，造成资源浪费。因此，需构建多主体创新平台，以市场导向疏通科创新全链条，形成开放创新生态。

科技成果转化既需要政府、企业、市场、高校、研究机构与投资方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和合作，也依赖于应用场景选择、服务体系供给以及支撑创新资源泛在链接与高效配置的创新平台构建，由此在逻辑上实现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推广应用与产业化的全链条管理，进而形成创新生态，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在此情境下，北京可加强央企和行业协会的带头作用，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篱笆，同工程院共同制定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清单，真正发挥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出好题”还要“答好题”，针对技术清单，设立一批重点项目，正向激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共同研发，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从根本上解决科研导向转向市场导向难题，“步调一致”解决行业共性问题、卡脖子问题，实现创新获利并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三、深挖数字经济潜力，赋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与挤出风险并存。特别地，2020新冠疫情的黑天鹅更是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困难重重。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的新发展格局。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双融合”全面支撑“双循环”，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过程中突破全球创新网络开放程度降低桎梏、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举措。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8.6%，数字产业化规模为7.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7.3%，同比名义增长5.3%，产业数字化规模为31.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1.2%，同比名义增长10.3%。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融合发展深层演进，为我国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供了重要“机会窗口”。因此，北京建设全球数字标杆城市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可“单打独斗”，要“珠联璧合”。

首先，深化开放式创新，以“两化”造“长板”，夯实国际合作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越是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合作战略。因此，应更加包容开放，持续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领域实现突破式创新和技术赶超，打造一批优势领域的“长板”，夯实国际合作基础。其次，数字技术赋能北京国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生态位”。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重要平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关键在于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其中知识产生、输出与扩散是创新网络的源动力。围绕创新链条布局产业链条，应用数字技术，赋能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破除创新要素流动障碍，实现跨组织边界、跨区域边界的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

四、明确政府角色，赋能营造特色创新环境

创新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系统工程。由于科技成果的高投入、高风险、回报周期长等特点难以吸引社会资本，不可避免地造成科技成果转化停留在“最后一公里”，造成“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好“服务者”的角色，赋能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一方面，企业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建立以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政府应当担起“保险公司”的角色，在企业“生病”后给予补贴，允许创新失败，保障创新风险，实现企业“愿意买”且“买得起”。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涉及到多个主体间的合作与协同，任何单一的法律法规与政策难以发挥整体上的规范和促进作用，现行的六十余项政策、法规或重复或不协调，互相掣肘。因此，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如美国的《杜拜法案》、以色列的“沙漠奇迹”，但也不能只“抄作业”，应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制度优势，系统梳理现有管理、奖励、评价等政策体系的实施效果并模拟不同政策组合的综合效应，进一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北京特色”的政策组合工具，促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为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现我国世界科技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北京智慧”。

（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人：唐方成，顾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