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对外开放能力 拥抱新型经济全球化
2026-09-09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 刘世强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人类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通过不断深入的对外开放拓展了国际循环,推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内部改革。中国更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以大力度、高水平、宽领域的开放合作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当前,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以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中国提出并践行以普惠包容为内核的新全球化。这一方案既是对传统全球化模式的扬弃,也是对逆全球化思潮的拒斥,回应了世界人民要发展、谋合作、共繁荣的普遍期待,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追求。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塑造和引领新全球化需要大力加强对外开放能力建设。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症结
近年来,世界经济下行周期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相互交织,经济全球化的前进方向、增长动能和发展环境面临巨大变革,导致人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性凸显,并不断外化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为理念分歧、关系固化、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等多重困境。只有对这些问题与困境作出准确诊断,才能真正把握旧有全球化模式的固有矛盾,明确新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与推进路径。
第一,零和博弈观念削弱开放合作共识。由于各国价值追求与利益偏好存在差异,国际社会对“推进什么样的全球化,如何推进全球化”有着不同理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零和博弈思维与开放合作理念之间的分歧。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实力优势和主导地位,一度积极支持经济全球化进程,以此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优化配置,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面对全球南方兴起带来的国际格局调整,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逐渐回到现实主义的思维旧巢,奉行具有零和性和对抗性的世界观。在其支配下,西方国家高喊“本国优先”,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致使国际经贸摩擦陡然升级,严重冲击相互依存、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严重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与正当权利。不仅如此,他们还迷信大国竞争,挑动地区矛盾,制造民主与威权的虚假叙事,以此划分阵营、打压异己,致使全球开放合作的共识被不断削弱。
第二,单一模式霸权构建国际等级秩序。从历史维度看,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其构建并维系“中心—边缘”结构的过程。他们在理念上信奉“西方中心主义”,以“先进—落后”的线性逻辑和静态思维否认发展的多样性、动态性,认为其发展模式、制度标准与价值体系是唯一标尺;在实践上构建起了具有单向性、依附性的国际等级秩序,主导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和利益分配。从生产分工看,西方国家通过控制国际垂直分工中的关键技术、资源和环节,使发展中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心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初级制成品。从贸易投资看,西方国家具备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资本优势,能够有力地干预国际贸易投资的流向与收益,影响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从技术状况看,西方国家在研发投入、企业数量、科研人才、知识产权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并通过技术封锁、市场准入限制等手段阻止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
第三,地缘政治竞争催生多元安全风险。生产力发展带来各国力量对比消长,有可能推动利益格局重构,进而诱发地缘政治摩擦与冲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维持地缘优势代替开放合作成为部分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取向,催生了诸多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一是地缘冲突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全球南方的壮大导致西方国家霸权焦虑上升、冷战思维回潮,引发乌克兰危机、中东冲突等地区热点,并外溢诱发全球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债务危机以及难民问题等。二是安全焦虑引发“脱钩断链”风险。部分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去风险”为由,建立形式多样的贸易、技术和规则壁垒,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三是地缘对抗导致全球发展失焦。一些西方国家热衷拼凑各种封闭性和对抗性的“圈子”和“阵营”,不仅导致全球政治和军事局势紧张,也使得发展议题偏离国际议程中心,加剧全球发展难题。
第四,赢者通吃逻辑扩大全球发展差距。旧全球化以资本扩张为重要动力,不平衡性是其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这种不平衡性根源于赢者通吃的底层逻辑,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市场化、国际化、法律化,出现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但全球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悖论。就全球层面而言,据世界银行数据,202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118.35万亿美元。经本文测算,七国集团GDP合计5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达44.35%。据瑞银(UBS)《2026全球财富报告》,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美元计)增长10.8%;成年人口中约1.5%持有48.4%的私人财富,净资产低于1万美元者占成年人口42.1%。就地区层面而言,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自近代以后普遍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现代化进程起步晚、底子薄,至今仍与欧美地区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截至2024年,按照2017年购买力平价标准,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有32.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2.15美元,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就群体层面而言,伴随各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阶层固化与收入鸿沟等现象已从发达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成为普遍性现象。正因如此,近年来以反全球化为表征的民粹主义席卷全球,这又将反过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团结协作。
普惠包容是新全球化的重要指向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所呈现出的种种困境,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全球化朝着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需求。普惠包容的新全球化以积极开放为基本前提、以多元共生为内在要求、以合作协调为主要方式、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指向,是新历史条件下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科学方案,更是国际社会实现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
其一,以积极开放为基本前提。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不断突破地域限制,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等形式加快要素流动、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缺乏开放的国际环境,国际贸易规模就会萎缩,要素资源流动就会受阻,跨境投资活动就会疲软,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特定时期的全球开放程度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普惠包容的新全球化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追求更加广泛、平等和安全的开放。更加广泛的开放意味着,各经济体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共同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广泛开放实现技术、资源和产品的高效流动。更加平等的开放意味着,要尊重各国自主自愿、平等协商、公平分配的权利,反对个别国家以经济胁迫的方式破坏开放发展的公平性,通过合理的议题设置与制度设计满足各国的开放诉求。更加安全的开放意味着,在推动开放合作的同时,要精准识别并合作应对不断增多且相互交织的全球挑战,维护各国的经济主权与安全。
其二,以多元共生为内在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数以万计的跨国企业深度绑定,共同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意愿与能力逐渐减弱,其主导的国际等级秩序难以解决多样性带来的理念差异和利益冲突问题,迫切需要多元化的发展方案与推动力量。普惠包容的新全球化主张发展道路的多元性,既肯定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先行经验、创新成果及借鉴意义,更强调正视各国在发展阶段、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主张治理方式的差异性,反对部分国家以“多边主义”之名行霸凌霸道之实,使全球经济治理能够充分发挥各国优势、公平反映多元诉求。主张文明形态的共生性,通过文明互鉴推动求同存异的经济交往,以更多的文明纽带消解国际经贸争端,彰显不同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基因和民族智慧。
其三,以合作协调为主要方式。历史证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难以维系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无助于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应转变零和博弈的思维观念,以合作协调的方式实现规则的公平制定和资源的合理分配,进而提高全球经济协作的效率,扩大各国共同利益的比重。合作协调重点包括推动要素协同配置,以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开放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为技术协同创新、金融开放合作、数据开放共享、人才交流合作等创造条件,推动要素资源向高效地区、国家和部门集聚,以提升经济效率。推动制度规则协调,完善产品服务和要素资源国际流动的制度保障,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着力增强各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规则意识与制度竞争力。推动内外市场对接,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效应,打破影响二者循环畅通的体制机制弊端,实现产品服务与要素资源的双向自由流动,努力实现全球范围内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其四,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指向。实现现代化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普遍愿望。这要求我们超越赢者通吃的旧有逻辑,正确处理物的增长与人的发展、自我发展与他者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在对象上,应实现不同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代际之间的共同发展,着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防止全球发展失衡的进一步加剧。在过程中,应推动基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国际经济合作,同时注重增强制度安排的弹性和适应性,推动各国共同承担产业升级、技术转移、市场联通与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成本,加大对弱势群体与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在方法上,应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共商汇聚处理国际经贸事务的多元智慧,以共建凝聚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共享保障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各国与各类群体。
对外开放能力建设引领普惠包容新全球化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为经济增长和内外改革提供了重要动力,也是拓展国际空间、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抉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惠包容的新全球化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核心理念和努力方向。建设普惠包容的新全球化,必须加强对外开放能力建设,以开放观念引领力、集体行动组织力、多边机制建构力、开放发展辐射力,引领新全球化朝着促进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一,增强开放观念引领力,推动新全球化的理念变革。首先,凝聚观念共识。要坚持创新引领,增强世界各国对产业、技术、贸易等创新发展的稳定预期;要坚持开放包容,推动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认知和积极认同;要坚持均衡普惠,推动世界各国对国际经贸合作互利共赢本质的自觉认可;要坚持多边主义,推动世界各国对开放、非歧视、公开透明等公认多边规则的自觉遵守。其次,激发情感共鸣。打破“霸权稳定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话语的桎梏,反对某些国家借民族主义与身份政治之名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实;以高水平对外交往和“四大全球倡议”的生动实践,具象化展现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积极搭建情感共通的载体,如打造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等共鸣空间,营造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情感氛围。最后,加强人文交流。激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活力,持续推进教育、文化、旅游、艺术等各领域人文交流合作,以独特的中华文化魅力消除经济交往中的隔阂与偏见,找到推动普惠包容的新全球化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提高集体行动组织力,激发新全球化的主体动力。一是推动民主化参与。中国应自觉担当大国责任,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自身发展机遇转化为全球共享红利。持续提升在市场准入、开放领域、平台共建、自贸协定等方面的规则引领力,扩大国际经贸“朋友圈”,主动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以实实在在的让利举措传递合作诚意,以此汇聚起更多国家和主体对新全球化的支持。二是坚持制度化协商。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平等对话和相互协商作为解决争端、促进合作的主要形式,用好国际调解院这一常设性平台,优化诉求表达、集体决策、争端解决的规则化协商程序,为各国解决国际经贸问题提供更多普惠性渠道。三是构建共识性话语。着力打破西方长期主导的全球化叙事格局,重塑更具包容性的话语框架,引领各国共同擘画普惠包容新全球化的美好图景与建设路径。围绕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清晰设定阶段性目标,科学规划行动路线图,将理念共识转化为可执行、可检验的实践标尺。依托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高端平台,汇聚共识、分享机遇、共商方案,推动中国智慧与世界需求深度对接,让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新叙事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
第三,提升多边机制建构能力,巩固新全球化的协作效能。首先,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谴责经济交往中的权利侵害与责任逃避,有力纠治美国单边制裁行为带来的恶劣影响,团结进步力量与单边霸凌行为进行斗争。其次,有序推进国际经贸规则变革。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指向,完善决策机制、争端解决机制、政策监督机制以及审议和通报机制,重点提高全球南方在议程设置、集体决策、投票份额、资源获取等方面的权利,以统一的立场与行动应对部分国家对国际经贸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策略。发挥表率作用,落实我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改革宣示,以科学方法化解各国在减免农业补贴等方面的分歧。最后,积极引领新兴领域规则制定。发挥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贸易、跨境电商等前沿领域的优势,率先实施高标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利用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反映全球南方声音,围绕新兴领域设置治理议题、提供治理方案。
第四,强化开放发展辐射力,共享新全球化的发展红利。其一,精准对接国际需求,供给更高质量的产品服务。找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与路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产业链升级,提升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竞争力,形成价格、技术、质量、品牌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加高端、更为多元、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其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引进更大规模的产品和服务。以全方位扩大内需为导向完善扩大进口的政策举措,合理调整进口关税税率,发挥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贸易促进平台功能,立足民生需求扩大育幼、养老、医疗等领域优质服务进口,积极扩大发展所需产品,特别是先进技术设备等急需产品的进口。其三,广泛开展开放合作,加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发展议题优先性,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发展中国家数字化绿色转型提供融资和技术支持,助力其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健全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运行机制,加强各领域国际援助。
推进普惠包容的新全球化,契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方向。它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增长动能、完善制度规则,并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当前,推进普惠包容新全球化的力量在不断壮大,但维护既有传统秩序的势力仍然顽固,二者的博弈较量将决定未来国际社会的基本面貌。只有不断提升国家对外开放能力,我们才能在风云激荡的世界变局中赢得主动,引领普惠包容的新全球化不断向前。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世强)
本文第二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3ZDA023)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马明 吕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