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

编者按：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着眼于长远战略布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谋划。当前，我国正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发挥内需先动优势，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期实现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我们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同世界国家实现互利共赢，更是意义重大而深远。为此，经济网自今日起，独家推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冯苏京的系列文章，以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做出深入解读，请看——

【“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之二】

转型怎么做？

认清形势，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转型。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遭遇了抵制和困难，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过去的发展模式走到了逻辑的顶点；另一方面是友好度下降的外部环境。

为什么要转型

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主要内涵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形成出口，以此带动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但其中隐含了不少问题和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主要从事原材料加工、简单制造、产品组装等低附加值业务，研发设计和品牌渠道环节薄弱，“八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二是基础研究较弱，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自主创新不足，很多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不能自给，供应链受限，产业升级缓慢。

三是产业结构失衡。中低端产能过剩，外部需求的减少又导致新的结构性过剩；房地产虚高不下，挤压其他产业发展。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资源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部门，内部经济脉络和传导不够顺畅；近年来除了东中西部的差距外，又出现了“南强北弱”的状况。

五是农业落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农业基本还是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为主，规模化经营水平不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低。以至于一个农业大国还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

六是国内市场开拓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存在，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城市中产阶级房贷压力大，压缩了消费增长空间；国内供给水平不高，致使一部分消费流向海外市场。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依靠外循环实现的经济增长，容易掩盖国内的不平衡，也导致内循环相对较弱。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也使我们越来越面对一个友好度下降、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逆转，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外部因素与我们自身经济发展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叠加共振。形势的变化，打破了我们结构调整的正常逻辑，形成加速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外需低迷、逆全球化的外部形势；另一方面也是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

事实上，我国严重依赖出口的状况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被打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经济衰弱和欧元区经济不景气，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60%多的高点上逐年下降。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2019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到了32%，比较优势从人口红利，转变为超大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等方面。

如何推进转型

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加强科技创新和扩大开放。

1.扩大内需：“铁公基”+房地产的老路行不通了

国内大循环与内部需求密切相关。内部需求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主要消耗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也可称为中间需求；消费需求主要为机构和居民的消费，或称终端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拉动投资需求具有见效快、易操作等优势，还能弥补基础设施短板，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在我们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在多次外需下降情况下的经济刺激手段基本都是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简称“铁公基”）+房地产。而外需一旦恢复，马上进入出口拉动模式。

当前，铁公基”接近饱和，房地产也已结构性过剩，隐藏了不少金融风险，必须守住“房住不炒”的底线。所以，本次扩大内需的核心只能是提振消费和新基建投资，即从依靠投资需求转向依靠消费需求。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扩大消费需求：诸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个人所得税；发放消费券、旅游券；加大扶贫脱困力度，使9000多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活跃地摊经济等。但结果总是扩大了投资需求，而提振消费需求仍然在路上。

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靠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我国靠“人口红利”起家，有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工资很难大幅提升；二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向运行的社会平均工资很难有大幅度提升；三是长期以来，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实行“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强调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四是我国沿海地区生产的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甚至是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针对国内不同层次消费者的产品供给不足。

促进终端消费将从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入手，将居民从高房价、低保障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同时辅之以增加闲暇时间、改善供给质量、优化消费环境，多措并举，精耕国内市场。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前提下，乡村振兴和巨大的农村消费也是我国特有、别国无法比拟的优势。

据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介绍，在农村生活消费方面，由一般性的生活保障向营养健康等较高层次转变；在农村住房消费方面，由土木结构向砖瓦、钢筋混凝土结构转变，由分散零散居住向集中农村社区转变；在村庄设施方面，由常规性的乡村路建设向社会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转变，向治理污染、美化绿化环境转变。

投资需求仍有进一步增长空间，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带来的投资、城市更新、城市群都市圈内部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5G基建、特高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新基建”投资，都是国内循环中实实在在的硬需求。

2.科技创新：从“跟跑”到“跟跑”“并跑”“领跑”并重

全球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了过去业已形成的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战略机遇。未来产业的竞争将更多依靠科技创新，传统的人力成本、矿产资源优势将退居次要地位。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既要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又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比较优势转换，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强科技创新要着力解决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问题。

我国基础研究较弱，尽管R&D经费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薄弱，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而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过去我们以“跟跑”为主，重在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现在是“跟跑”“并跑”“领跑”并重，前面无人领航，更需要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成果。

3.深化改革：激发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活动，与市场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为了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形成，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淤点堵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近年来，我们在发展民营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管服”改革、优化宏观调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市场分割、政策歧视、竞争不充分等不足，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表示，“十三五”如果说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那么“十四五”肯定会将要素市场的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围绕公平竞争建立市场体系运行的基础规则，营造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4.扩大开放：“以外促内”转向“内外互动”

有鉴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参与社会分工的环节不同，只能通过交换产品来满足自身需要。所以，只要人类还以民族国家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生产地区化以及贸易多边化的格局就会继续。随着社会的进步，国际分工和交换只会越来越扩大。70亿人口的全球市场互通有无产生的巨大收益，超过所有国家内循环的总和，这也是全球化的魅力所在。

中国充分认识全球化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对外开放始终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互利共赢是发展新格局的一个核心内容。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开放中国市场，而且要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规则制度型开放。

一是扩大制度型开放。国际规则的普适性不断提高，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我国将继续推动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二是便利外商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外商投资服务能力和水平，扩大金融业、服务业开放，虹吸全球商品、资源、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支撑。

三是大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新载体，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高地。2020年6月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9月，印发《中国（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自此，中国自贸试验区总数已增至21个。

2020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党中央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

四是大力发展贸易新业态和产业新模式。如2020年北京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多家企业和机构近10万人参会。11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态度和意志。

五是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货币能较自由的进出，有助于资产价格趋于合理，同时吸引第三国更多使用和储备人民币。

再强调一次，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是经济发展“内卷化”或“自循环”，而是立足国内循环，以国内循环推动国际循环，增强经济循环中的自主性和安全性；是要确立底线思维，确保即使在外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