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 助力高水平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系统部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制度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塑的背景下，以市场扩张和要素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对外开放已经不仅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发展路径，更是中国推动制度创新、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渠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型开放实践，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链协同合作和发展经验共享，为推动构建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新全球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我国对外开放格局

我国已深度嵌入全球生产、流通与消费体系，形成覆盖贸易、投资、产业、规则和区域合作等多维度的对外开放格局。坚定不移地坚持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使我国的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开放结构持续优化、双向投资深化发展、开放平台建设日趋完善、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宏观经济韧性提升。

从贸易开放程度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循环的重要节点。货物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连续9年实现正增长，创历史新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26.99万亿元，增长6.1%；进口18.48万亿元，增长0.5%。与此同时，中国贸易结构持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升级，202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5.25万亿元，增长13.2%，拉动出口增长2.4个百分点。高端装备、新能源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外贸发展的增长动力正在由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转变。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成为中国开放发展的新增长点。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向知识、技术和数字化服务拓展。202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80823.1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出口36267.9亿元，增长14.2%；进口44555.1亿元，增长2.5%，出口增速快于进口。与此同时，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支付、数字物流等新型贸易方式快速发展，202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2.84万亿元，同比增长4.8%，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国际贸易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模式。

从贸易伙伴和市场空间看，中国开放网络不断拓展，多元化发展特征更加明显。据海关统计，2025年，中国与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实现增长，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方贸易额达到7.55万亿元，同比增长8%；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5.93万亿元，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23.6万亿元，同比增长6.3%，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1.9%。共建“一带一路”以共建国家经济结构互补性和互利合作共识为基础，通过基础设施联通、产业链协作、共享资源和优化合作模式推动区域共同发展。

从投资开放和制度建设看，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已经迈入新阶段，双向投资和制度型开放协同推进。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451.2亿元，占比达72.9%。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743.8亿美元，增长7.1%，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双向投资的发展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形成更加紧密的产业联系，也增强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能力。同时，中国持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探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开放路径。2025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中国特殊经济区域创新试验进入“自贸港时代”，中国开放平台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对外开放已经形成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要素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并进的新格局。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使我国保持了强劲的外贸规模增长态势，更重要的是优化了我国的国际经济合作结构，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力。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实践平台，正在推动中国开放从传统市场联结向深层次的产业合作、规则协同和发展共享延伸，为探索构建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新全球化提供重要实践基础。

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

传统全球化主要依托国际分工深化、资本跨境流动和市场扩张推动世界经济联系，核心在于通过比较优势开展资源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和效率提升。随着全球经济联系不断深化，传统的全球化模式也面临发展收益分布不均、合作稳定性降低以及治理机制适应性不足等挑战。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变化，是对开放理念、合作方式和制度安排的深化拓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高水平开放突破了传统全球化以效率提升和市场扩张为核心的运行逻辑，为新全球化探索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

由经济合作转变为共享发展。传统全球化以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为基础，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效率提升。这一模式促进了全球贸易增长和产业链深化，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产业基础、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全球化收益并未均衡分布，部分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获益能力有限。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关注开放过程中的发展共享和利益协调。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通过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推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等方面具有互补性，为深化区域合作和共享发展机遇提供了现实基础。

由中心化分工转变为多元化协同。传统全球化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中心化特征，部分发达经济体凭借资本、技术和规则优势，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他经济体更多是在既有体系中参与国际分工。这种模式促进了全球生产效率提升，但也使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收益存在差异。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球合作关系由单向参与向多元协同转变。共建“一带一路”突破传统区域合作边界，将更多国家和地区纳入更广泛的合作网络，使各参与方能够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由此，全球化不再只是资本、技术和产业由少数中心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过程，而是在多元主体互动中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网络。这种开放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空间，也推动全球经济联系由中心化格局向多元协同的方向演进。

由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变为制度型开放。传统开放主要围绕商品贸易自由化、资本跨境流动和市场准入展开，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经济联系。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影响开放质量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市场规模和要素流动效率，规则体系、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逐渐成为开放竞争的重要内容。高水平对外开放强调由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深化，通过推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方面的协调，降低国际合作中的制度性成本，提高开放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共建“一带一路”正体现了这一趋势。随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已由传统贸易投资延伸至金融合作、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规则协调等领域，通过机制创新和制度衔接增强合作预期，推动开放合作由项目连接向机制连接深化。

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我国国际经济合作韧性

“韧性”不仅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包括在冲击后快速调整、适应与重构的能力。客观审视我国目前的国际经济循环，还存在三个结构性短板。其一，国际贸易高度依赖沿海港口和海上通道，内陆地区因远离出海口而处于国际循环边缘。其二，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以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对发达国家市场和技术供给存在较高依赖，缺乏风险对冲空间。其三，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参与度有限，面对规则变化往往缺少主动性。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扩大贸易规模，更在于提升国际合作网络的稳定性和适应能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单一贸易联系向多层次经济合作深化，能够弥补我国当前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短板。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循环空间。国际经济合作依赖稳定的空间连接。传统全球化主要依托海洋运输体系，以港口和中心市场为节点，形成海洋运输、港口、中心市场的连接模式。对于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而言，基础设施不完善和物流效率较低限制着其参与全球经济循环的程度，且区域间存在经济发展差异和空间联系弱化等问题，需要通过现代物流体系等新型连接方式缩小区域间经济距离，促进资源和要素流动。共建“一带一路”通过铁路、港口、国际物流通道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际经济联系由传统节点连接向网络化连接拓展。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为代表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提高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因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了国际经济循环的地理半径，使我国能够通过更加多元的国际连接降低外部冲击影响，提高开放型经济韧性。

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传统全球化模式下，跨国企业主导全球价值链布局，不同经济体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垂直分工模式也容易导致部分环节集中于少数国家，增加产业链调整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合作由单纯分工向优势互补转变。中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制造能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产业投资、产能合作和技术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利用自身资源、市场和区位优势，与中国形成互补关系，共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已呈现技术寻求型、能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和市场需求型等多种模式，对外合作目标由资源获取转向产业协同和价值链优化。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也增强了国际生产网络的稳定性，提升了国际经济循环质量。

数字合作推动开放规则协同。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合作方式，传统开放主要依靠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而跨境电商、数字支付、数据流动等新模式正在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合作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推动了国际合作规则不断调整。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数字丝路建设，推动了跨境支付和数字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在跨境交易中的应用，提高了交易透明度和运行效率。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规则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新领域，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通过合作探索新的治理机制，推动开放合作由市场连接进一步延伸至规则协调。

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

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合作质量。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方向。应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高贸易投资合作质量。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积极发展数字贸易，促进贸易结构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同时，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需求，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拓展开放合作空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应发挥我国工业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先进制造、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产业合作由项目建设向长期协同深化。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特点，探索差异化合作模式，推动产业优势互补和价值链协同。在国内区域布局方面，应优化开放空间结构，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开放通道，加强物流网络与产业布局衔接，推动开放通道由运输载体向产业合作平台转变。

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提升全球规则参与能力。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应进一步推动数字丝路建设，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数字支付、人工智能应用和数据流动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数字技术与贸易投资融合发展，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开放增长点。与此同时，积极参与数字贸易、数据治理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规则协调，在扩大数字合作过程中提升国际规则参与能力。结合绿色发展趋势，还应拓展绿色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兰州财经大学“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二级教授 王娟娟）

本文第二作者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佳玮；本文系兰州财经大学校级重点科研项目“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甘肃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Lzufe2026B-004）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马明 吕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