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含义

白景明

202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2025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这一新提法寓意深刻，充分表明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加科学有力。

逆周期调节是指政府对经济运行态势实施反向调控，即经济过热时采用政策手段给经济降温；反之则采用政策手段给经济升温。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8年至2010年，大部分年份经济增长率超过10%。其中，1978年至1997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改革开放后的高峰期，宏观经济格局呈现出高增长、高物价、高投资特征。为此，宏观政策着力抑制经济过热，采用的是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下滑至不足8%，宏观政策转向主动拉动经济增长，首次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投资和消费。2003年至2010年，在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后，年均经济增长率依然保持10%，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转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时，宏观政策着力确保经济平稳增长，采用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但2011年起，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年均经济增长率下调至7%的水平，后又降至5%左右。经济增长换挡至下行期，而且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的市场推动力量在减弱，需要政府发挥能动性调控经济发展，运用政策工具和改革举措把经济增长率托在一定水平上。这是总量角度的逆周期调节含义。

然而必须看到，总量调节归根结底要落在结构调节上。从结构角度理解逆周期调节，具体来讲就是要认清逆周期的具体调节对象。从经济发展现状看，我们要逆的是国内外需求收缩周期，要有的放矢地扩大国内外两方面需求。

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内需扩张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主要支撑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激活了11亿人的农产品和工业品需求，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分别推到了30%和20%的高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突破10%的水平，1988年和1989年高达18%。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格全面放开，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基本上全流通。在此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率为改革后的顶峰期，分别出现了61.8%、30%和24.1%的峰值。

21世纪前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增长了3倍，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0%，年均财政收入增长率近20%，2010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主要成因是内需在前期急剧扩张的基础上再度出现扩张高潮：固定资产年均投资增长率依然保持在20%的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呈逐年上行趋势。房地产、信息通信、汽车三大巨量经济增长动能集中爆发。这段时间，内需总体上处于主动扩张周期。

2010年后内需逐步进入主动收缩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逐步下行，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率总体步入下滑阶段，部分产品甚至呈负增长态势，如手机、微型计算机、水泥、成品糖、纱、布等。内需明显在收缩，且有加速迹象。但是必须看到，这一收缩属于市场内生性收缩，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阶段性饱和引致的收缩。具体来讲，是14亿人的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情况下的收缩，是主要基础设施状况已位居世界前列水平、工农业产出总量全球第一、消费总额全球第二条件下的收缩。显然，市场力量不可能对冲这种收缩，需要政府充分发挥能动性采取多种措施扩大投资和消费，压缩收缩的力度和时长进而把经济拉回到合理增长空间。

从外部环境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特别是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后，全球化浪潮进入高峰期。

但是，近年来经济对外依存度降至30%左右，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增速自2016年后下调至个位数。究其原因，主要是2010年后经济全球化浪潮逐步平息，全球货物进出口总额呈现下降趋势，外需呈逐步收缩趋势。尽管2024年和2025年，我国出口增长率回升，但幅度不大。我国是全球第一产出大国，2023年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比重达35%，很多工业品产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如电视、手机、新能源汽车、服装、机器人等。这些产品至少50%要外销，然而外需收缩加大了产能与销售之间的矛盾。这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主动提高企业技术进步水平、调整产品结构以增强国际竞争力，更主要的还是要坚持扩大内需来消化产能。

显然，当今实施逆周期调节要应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必须实施超常规之策。进一步说，现在实施逆周期调节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和过去一样都是稳增长，但稳增长的难度空前。现在的稳增长要稳的是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高达六分之一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的经济大盘；要稳的是占全球制造业总额比重约30%的全球第一产出大国地位；要稳的是物价上涨率低于3%、每年实现上千万人新增就业、城镇失业率稳定在5%以下的良好局面。

破解这一举世无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难题，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创新思维，探索实施超常规之策。因此，超常规的含义是要敢于再度加大政策力度、推出新的增量政策，要勇于先立后破、深化改革，要善于相机抉择实现实体经济、服务业和货币流通量三者间关系的高质量再平衡。具体来讲，要大胆使用政策工具，扩大总需求，拉动供给扩张，进而形成新一轮高质量总供求平衡。要充分运用政府债务工具，通过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稳投资、扩消费，通过增发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稳居民收入、提振消费，最终盘活全社会资金超前拉大总需求。同时要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协同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稳增长、调结构，形成更为宽松的货币供应量与三大产业产出量和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平衡关系。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白景明

编辑：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