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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绿色低碳发展引领产业变革

2026-05-27 来源:经济 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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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绿色低碳发展引领产业变革

2026-05-27 来源:经济 王遥 加入收藏

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全面实施,我国正站在产业结构系统性重塑的历史节点。在此背景下,深入把握绿色低碳引领产业变革的内在逻辑,充分揭示其在催生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的关键作用,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回答好的重大命题。

绿色低碳是当今时代产业变革的主要方向

区别于以往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要目标的产业变革,当前全球开启的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更深层次、更广维度的转型特征。

其一,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制度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立为关系全局的基础性要求,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经历从重点领域的专项整治转向经济社会系统的全面重构,绿色低碳不再是少数行业的责任,而是覆盖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所有领域的“必修课”。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这是对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再次强调,也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按下了“加速键”。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标志着我国运行多年的“能耗双控”模式,正式向更精准、更科学、更注重结构优化的碳管理体系过渡。这充分表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是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必须坚定不移走好的必由之路,这将从根本上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重构。

其二,这是顺应科技革命演进方向的必然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绿色低碳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要赛道,各主要国家纷纷加码清洁能源领域投资。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曾一度计划投入3690亿美元用于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项目,其中超600亿美元专门用于强化本土清洁能源和交通技术供应链;欧盟“绿色新政”框架下的《可持续欧洲投资计划》,拟在未来10年动员约1万亿欧元支持相关领域的绿色转型与技术升级。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2.2万亿美元,约为化石燃料投资规模的两倍。在这一浪潮中,绿色低碳技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2024年,全球绿色低碳专利申请公开量为23.2万件,同比增速达20.0%,创2017年以来新高。该趋势清晰表明,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重心,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高精尖”领域,而是愈发体现在绿色技术体系与产业生态。产业的绿色低碳变革不再是附加选项,而是顺应科技演进趋势,决定未来技术话语权乃至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战场。

其三,这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现实需要。绿色低碳产业已超越环境治理范畴,日益成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引领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世界经济论坛预计,到2030年全球绿色经济市场规模将从当前的超5万亿美元迈向超7万亿美元;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测算,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全球需在2050年前向绿色领域投入109万亿美元至275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绿色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经济形态,已被广泛视为仅次于科技行业的全球增长“第二极”。这一趋势,正在我国转化为清晰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更关键的是,这场转型为我国提供了从“跟跑”到“引领”的历史性机遇。如今,我国的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已在全球形成领先优势。绿色低碳发展,正从外部压力加快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核心支撑。

其四,这是应对国际贸易绿色壁垒的战略选择。当前,绿色标准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新门槛,以“绿色低碳”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正在加速演进。2026年1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以下简称“CBAM”)正式进入实质性收费阶段,成为全球首个系统性实施的碳边境调节工具;英国宣布将于2027年1月实施本国CBAM,覆盖钢铁、铝、水泥、化肥、氢气五大行业,且无过渡期。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推进类似政策。即使是一直公开反对CBAM的美国,也正加速推进《清洁竞争法案》《清洁未来基金法案》等本土碳关税立法,着手构建自己的绿色贸易壁垒。此外,苹果、特斯拉等跨国企业亦通过供应链管理,对供应商提出明确的低碳合规要求,推动全产业链绿色转型。可以看出,“绿色合规”正从趋势判断加速转化为现实门槛,这将对全球产供链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主动顺应并引领这一趋势,打造领先于国际标准的绿色供给能力,不仅是巩固国际贸易基本盘的现实需要,更是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扩大优势的战略选择。

绿色低碳驱动产业变革的深层逻辑

当前,绿色低碳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产业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驱动技术创新突破,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绿色低碳转型本质上是一场由资源环境约束所驱动的技术范式革命。面对日益收紧的碳排放与能效标准,企业必须在材料、工艺、装备等底层环节主动寻求绿色替代方案,推动关键技术由渐进改良实现实质突破,夯实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基础。面对这一系统性转型压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逐渐成为国家科技布局的重点方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机制,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也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体系。该趋势在创新产出端已得到显著体现。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我国2024年的绿色低碳专利公开申请量为11.2万件,居全球首位。其中,2016年至2024年,我国绿色低碳专利申请公开量年均增长10.7%,显著高于同期全国专利7.8%的平均增速。这种以国家战略为导向、以市场应用为牵引、以技术突破为内核的创新模式,不仅有效缓解了传统产业发展中的生态瓶颈,更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了绿色技术根基,从根本上增强了产业体系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业发展格局。绿色低碳发展正从两个维度深刻重塑产业结构。一方面,严格的能耗与碳排放约束倒逼高碳产业加速转型。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正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变革,通过工艺革新、能效提升和绿电替代等方式进行节能降碳改造;大量工业园区也同步推进环境治理方式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重构”“过程管控”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型过程正由单个企业、单个园区的“点上突破”,逐步扩展为产供链上下游在绿色标准、低碳工艺和资源循环体系上的深度协同,进而实现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的整体绿色竞争力跃升。另一方面,绿色低碳产业已形成覆盖成熟领域与新兴业态的全新增长极。以新能源为例,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2025年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并网装机18.4亿千瓦,占比达到47.3%,并历史性超过火电。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约11万亿元,预计“十五五”期间有望实现翻番乃至更大的增长空间。与此同时,绿色转型过程中激发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响应,同步催生了绿色金融、节能服务、零碳园区运营等新业态新赛道,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的变量和活力。

三是驱动要素配置变革,重塑价值创造逻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026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将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作为重点任务之一。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有形要素的投入,而绿色低碳转型正推动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加速进入生产函数,成为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变量。一方面,我国的生态环保市场化机制持续深化,2023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在政策的引领与推动下,碳排放权、绿证等环境权益正从合规成本转变为可确权、可交易的新型资产,减碳能力开始成为企业可经营、可增值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在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绿色溢价”正在重塑市场定价逻辑,以ESG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正深刻影响资本流向,驱动企业重构商业模式,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嵌入行为决策与长期价值实现路径。这种要素结构的变迁,改变了价值创造逻辑,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生态友好型的增长范式跃迁。

绿色低碳引领产业变革的实现路径

将绿色低碳引领产业变革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亟须以系统性思维统筹谋划、以前瞻性布局抢占先机、以攻坚性举措突破瓶颈,以此持续塑造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健全顶层制度设计,构建刚性约束与激励相容并重的政策体系。当前亟须立足既有政策框架,加快构建目标清晰、标准统一、激励相容的政策体系。一是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科学合理分解碳排放双控目标,压实碳排放目标落实责任,并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加强指标约束。二是加快完善覆盖钢铁、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的绿色转型指导目录与绿色标准体系,进一步细化技术分类、深化标准实施。三是强化财税金融联动机制,综合运用绿色金融、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风险保障等政策工具,激发经营主体广泛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绿色贷款财政贴息、奖补、风险补偿、信用担保等配套支持政策。

深化市场机制建设,扎实推进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要充分发挥环境权益市场在引导产业绿色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一是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方式,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二是加快建立强制消费和自愿消费相结合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机制,强化“电—碳—证”深入衔接,有效拓展绿证应用场景,充分释放绿证消费潜力。三是丰富环境权益资产的金融应用场景,积极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等抵质押融资业务,盘活生态资产价值。

统筹推进产业布局,打造梯次培育、特色鲜明的协同发展格局。坚持以绿色化、低碳化为导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加快传统产业“扩绿增效”。及时更新发布制造业绿色低碳技术目录,遴选推广成熟度高、经济性好、绿色成效显著的关键共性技术,全面推进企业、园区和重点行业改造升级。二是扩大绿色低碳产业占比。聚焦绿色环保、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产业规模与竞争力。鼓励产业基础好、集聚特征突出的地区,打造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三是前瞻布局一批未来产业。聚焦“双碳”目标下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需求,谋划培育氢能、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未来能源产业,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

坚持开放引领,主动重构全球绿色产业竞争新规则。面对绿色贸易壁垒日益高筑,必须变被动合规为主动引领,将绿色能力塑造为新的竞争力。一是深度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利用现有双多边机制,深化与各国在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以及产品碳足迹管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关键标准互信互认,前置化解潜在绿色贸易限制。二是强化绿色产业链国际合作。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输出我国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成套技术、装备与标准,鼓励建设中外合作绿色工业园区,提升我国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三是完善海外绿色投资引导机制。扩大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持续强化服务产业绿色出海的金融支撑体系,助力企业扩大海外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同时,加强跨境规则协调与监管合作,为中国企业海外布局营造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

突出科技赋能,锻造产业绿色变革的核心引擎。科技创新是绿色转型的关键驱动力,要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破解转型瓶颈。一方面,强化数智技术赋能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建设国家级的产业数字化能碳管理信息平台,通过采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传感等信息通信技术,实现对生产流程能耗和碳排放的精细化管控和智能化决策,持续提升节能降碳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必争领域,加强原创性重大科技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智能技术、绿色技术在不同产业、不同场景的交叉融合应用,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的根本转变。

面对百年变局与“十五五”开局的关键交汇点,以绿色化、低碳化引领产业变革,既是历史机遇,更是时代使命。须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过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绿色根基。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王遥

本文第二作者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新型工业化研究所王文翰(通讯作者);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绿色金融发展实践与政策支持研究”(编号25&ZD127)支持。

编辑:陈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