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之九】
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更重要
关键词:产业升级
财富和财富生产力不是一回事。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中国康熙乾隆年间的GDP仍然排名世界第一。但这样缺乏产业和技术支撑的市场繁荣又能维持多久?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在世界市场上,如果我们还只是生产服装、玩具、家电,没有高铁、北斗、5G等优势,也许就不会受到外部的打压和遏制,我们也能够继续愉快地赚取外汇,积累财富。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财富的生产能力无法得到提升,经济也只能在低水平上循环。所以,产业升级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重要内涵。
产业发展在时间上体现为产业不断裂变、不断升级,在空间上则表现为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产业发展对国内大循环的意义不言而喻,既能带来需求,又能优化供给。在需求侧,既能扩大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技术升级改造,又能提振终端消费,引领新的需求。
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
近代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落了个落后挨打的局面。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迎头赶上,产业结构日益完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靠近,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们只是参与者,不是引领者。
在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的创新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许多专业领域正由跟跑向并行、领跑迈进,在5G、北斗、大飞机、高铁、数控机床、核电装备、特高压输变电装备、现代船舶和海洋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相对优势。
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始终保持全球第一。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之和。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很多重化工业领域的产能已占到全球一半左右。多数产业已高度市场化,一些高科技公司在全球具有竞争力。
尽管我国工业产能巨大,但质量、品牌和核心技术方面的积淀仍然不足。比如出国买回许多商品,看标签却是“Made in China”。为什么这些商品中国市场上没有呢,因为这些商品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不在中国手里,也不是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产品,只是生产制造环节放在了中国。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像夹心饼干一样,面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在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面对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优势;在中低端制造业,要面对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力和资源成本优势。所以,从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看,我们需要迈过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大关。为此,必须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战略机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社会总产出的一部分会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导致生产扩张快于消费扩张,表现为内需不足;另一方面,某一领域需求的变化往往不能及时传导到生产端,也会导致局部有效供给不足。
畅通国内大循环,不能局限地理解为撬动内需,必须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当前,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加速发展,供给侧改革的下半场,将有三个方向:一是压缩过剩产能,发展先进制造业,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服务业;二是用数字技术等提升传统产业;三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压缩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将生产要素聚集到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继续巩固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优势领域,背靠国内“母市场”,进一步提升这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大力发展风光储氢、新能源汽车、特高压智能电网、生物质能源,兑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
大力推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商务会展、信息服务、高端咨询、检验检测、广告营销、资产评估、法律服务、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使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鼓励优势制造企业转型进入智能化改造服务领域,为行业内中小微企业智能升级提供有针对性的方案务。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业态,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提高居民生活消费品质。
以新基建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协同发展是时代赋予后发国家的巨大机遇,是加快发展、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新基建”包括5G基建、特高压、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支撑。以“新基建”助推数字经济发展,可促进需求和供给的双增长,使国内大循环在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上进行。
翻译了《数字化生存》的胡泳教授最新力作《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指出,数字科技作为一种巨大的震荡力量,改变了商业的运行方式,也带来社会结构、文化等方面的巨变,使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
数字世界虽然代替不了物质世界,但数字世界改变了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使物具有了智能和交互的特征,丰富了物的用途,改变了人对物的使用方式。2020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爆发的领土争端,使我们看到了数字技术对战争的改变:由智能控制中心指挥无人机进行的杀戮更加残酷、冷血。
数字技术正在全链条地重塑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与生产制造、交通物流、金融商务、文化娱乐、教育健康等领域深度融合,持续驱动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速成长,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也深度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当前,数字经济与消费端的融合创新层出不穷,企业跨界经营、线上线下融合越来越常见,各类数字服务和电商平台得到了长足发展,众多的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提供了大量的高薪岗位,还拉动了二三线城市的快递和电商从业者。新冠疫情一度按下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暂停键,同时也启动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进键。疫情期间,拼多多、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适应了消费需要,业绩不降反升,逆势生长。
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即代表了数万亿的产业规模,而且作为数字经济的技术支撑,会伴随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带来乘数效应。农业农村的数字化也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当前我国正从消费互联网大国向产业互联网大国迈进,产业互联网是未来颠覆性的蓝海。它像一条运载信息和数据的高速公路,在网络协同、远程服务、供需对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工业互联网一方面能联通产业链上下游,提高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会拉动网关、传感器、5G、工业软件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制造业的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应用的短板,也是数字经济未来最大的应用场景。我们要跳出狭隘的眼光去看数字化,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数控机床,把数字化转型等同于信息化建设。我国有全世界最完备的产业,有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足以为数字技术提供最广阔的应用场景。
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路径,提出了完整的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方案,旨在用数字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完整性
在经济学史上,关于自由贸易理论曾有分歧,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不赞成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利用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的观点。李斯特认为,财富和财富生产力不是一回事,通过国际贸易固然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但忽略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进步,而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要重要得多。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当前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冠疫情让各国重新认识了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性、完整性的重要地位,由此各国经济纷纷出现自顾倾向。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三号攻克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100%。但像北斗系统这样让国人扬眉吐气的技术系统还是太少了,我国在先进材料、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高端传感器、工业软件等领域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很高。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实现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既是确保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国内大循环,提升供给水平,增强供给需求适配性的关键所在。
一是通过科技创新,努力重塑新的产业链,加强关键领域、核心零部件国产替代化、产业链本土化,或建立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保证供应体系的安全稳定;二是巩固提升高铁、航天等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掌握一批颠覆性、非对称技术;三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标准计量、检验检测平台等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
当然,发展自主技术不等于闭门造车、盲目排外,把国外厂家一律排除在我国供应链之外。建立备胎是底线思维,确立底线思维不等于放弃对外开放。未来,产业和科技的国际合作仍将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