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

【“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之十五】

经济循环的DNA是供求

经济循环的DNA是供求，最高境界是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生产提供供给，消费产生需求。参与市场的各主体一身二任，既是需求方，也是供给方。

计划经济的逻辑是用计划手段实现供求平衡，结果事与愿违，带来了商品短缺、供不应求；市场经济的逻辑是用价格信号调节，由市场实现供求平衡，结果是阶段性经济波动，周期性商品过剩。回顾历史，人类始终在探索一条道路，即综合运用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

以供给侧改革优化供给

国内大循环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有。供给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品供给能力不能满足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更难以有效引导和创造消费需求。供需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环节的需求：在诸如智能操作系统、半导体芯片、高端轴承、超高精度机床、顶尖精密仪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上受制于人，依赖国外高科技企业供给，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消费环节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消费趋势由“吃穿用”向“住行游”提升，进一步扩展到金融、物流、信息服务、体育、文化、娱乐等服务型领域，而供给还未能很好地感知和适应这个转变。部分高端消费需求需依赖海外市场解决，导致需求外溢、消费能力外流。我国每年海外消费规模在万亿人民币以上，购买的国外商品从日本马桶盖、德国菜刀，到韩国美容护肤品，不胜枚举。

分析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史丹认为，是因为部分企业满足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缺乏自主研发设计能力；部分企业采取“低品质低价格”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止步于满足国内低端消费需求。

鉴于此，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将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解决当前供需不平衡的关键一招。相对需求侧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能发挥主动性，更具有针对性，结果也更可控。在2020年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在于产业升级。一方面推动产品创新，提升产品品质，增加优质供给；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国内商品和服务竞争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以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品牌的需求。这样，“海淘族”才有可能回国消费。

出口转内销

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面向国际市场需求，而在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占据了技术含量高、经济回报好的领域，我们只能屈居中低端产业，从而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近年来外需下降使结构性过剩的问题更为凸显。面向国际市场的供给能力如何转向为国内市场服务，是许多出口企业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出口转内销是当前外向型企业的生存之道。高品质的外销产品面向国内市场销售，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还能够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供给品质，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升级需要。

杭州千岛湖鲟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名为“卡露伽”的鱼子酱很受国际市场的欢迎，2019年出口近92吨，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5%。面对外需不振和疫情的双重影响，鲟龙科技积极开拓国内市场“自救”： 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展开合作，参与聚划算百亿补贴、天猫618“寻味浙江”等活动，产品频频出现在直播间、综艺节目中，鲟龙科技天猫旗舰店成了盘活资源的抓手。通过直播讲解推广鱼子酱文化，线上线下促销，成功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鱼子酱虽是一个小众品类，但鲟龙科技有信心，通过他们的努力推广，将来会跟生蚝、香槟这样的舶来品一样，成为国内消费者热衷的美食。

出口转内销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对那些暂时遇到困难的外向型企业应给予阶段性的金融、税收支持。202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让不少外贸企业受到鼓舞。为国际市场代工的企业，优势在于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劣势是研发设计和品牌的缺乏。国内品牌企业可以借此机会增加对此类外贸商品的采购或对外向型企业生产能力的并购。

扩大投资

国内大循环需求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需求不振、增长乏力，因此扩大内需毫无疑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扩大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以多重刺激作用和见效快见长。如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可以提升产业水平，优化产品供给。

近几年，被誉为“世界级工程奇迹”的大兴国际机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洋山自动化码头、冬奥场馆、不断延伸的高铁线路和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铁站……这些重大工程的成功建设，扩大了内需，进而拉动了国内循环。未来扩大投资将主要在四个方面发力：

一是满足消费需求升级的投资。这些投资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有赖于政府放松管制，让市场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二是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基建投资。新基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核心是5G引领下的产业互联网。《“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新基建的投资不仅会产生很多数字应用，而且还会带动很多老基建(如市政设施、生活设施)相配套，投资乘数和拉升消费的作用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很多。

三是为弥补产业链短板而进行的进口替代投资。这些投资有赖于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创新的突破，这些投资多采取政府产业基金引导，市场资本跟进的方式进行。

四是乡村振兴、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投资，包括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等。如雄安新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生态环保工程等。这些投资的乘数虽然不及新基建大，但历时较长、投资规模巨大。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五年每年将保持千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

其他方面的投资受制造业产能过剩、资源负担紧张、防范债务风险和生态环保等因素影响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空间。

让终端消费担起重任

2020年1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四项措施，部署提振大宗消费，扩大重点消费，更大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措施包括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鼓励各地调整优化限购措施，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增加号牌指标投放；鼓励地方出台补贴政策，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等等。

有趣的是，网友在新闻报道下留言：我没钱，咋消费？

朴素的问题引出一个常识性命题：消费不足的背后是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讲国内大循环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但如果没有可支配收入做支撑，14亿仅仅是人口，而不是市场。当前的现实是，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才3万元人民币，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

消费不足也反映了我国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高的事实。我国有10亿人还处于低收入水平，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基尼系数近年来一直居于国际警戒线0.4以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说，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直接影响到消费需求的增长，因为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他们在达到一定的消费量以后，要么不再消费，要么不在国内消费。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我们的初心。共同富裕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必由之路。要将14亿人口变成14亿消费人口，就要促进就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共同富裕，尽最大可能减少躺平内卷。

近年来，为了扩大内需采取了多种提振消费的措施。其中，既包括提高工资水平、降低个人所得税、完善社会保障、优化供给质量等根本性措施，也包括免景区门票、发放消费券、以旧换新、返点促销等临时性刺激措施。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新一轮提振消费的重点还是要回到扩大10亿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上来，这个群体的需求主要还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公平分配和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如“扶贫脱困”、乡村振兴、棚户区改造、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措施。这类人群的消费能力有效提升了，还能带动民生及相关产业发展，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这说明中央不再是简单地刺激消费，而是着眼于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深层次加强需求侧管理，促进消费。

针对国内大循环，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纷纷发力。2020年5月，浙江发布《关于推动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自身电商资源优势，借助网络直播、网红带货等新兴方式推动外贸企业向线上销售转型，同时支持淘工厂等网络平台深化与产业集群企业的对接与合作。

2020年8月，广州黄埔区、开发区、高新区联合推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国内大循环若干措施》（简称“助力国内大循环8条”），推动区内企业参与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发展在线新经济等，是全国首个区县级助力国内大循环的政策措施。

畅通国内循环需要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同时发力，供给与需求紧密衔接，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转起来”。正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所说“供给与需求之间形成正反馈”。供给端发力的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升级，要害在科技创新，以供给引导需求；需求端发力的重点是提振居民消费，关键在公平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