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

【“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十六】

如何扩大终端消费

当前我国最终消费总量占GDP的比重不到60%，与发达国家平均80%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比例还比较低。如果居民收入有保障的话，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提振消费最终要体现在提高居民个人和家庭的消费上。影响居民消费的三个因素一是收入，二是家庭必要的支出，三是消费意愿。提振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减少居民负担和增强消费意愿等三管齐下。

（一）普大喜奔，收入有望继续增长

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同样的一份工作，在美国月薪是5000，但那是美元；在中国则是5000元人民币，而到越南、菲律宾就更低了。也许大家司空见惯，但为什么相同的劳动付出，在不同的经济体中劳动回报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原因在于，在发达经济体中，高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较高，从而带动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在相同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带来社会平均工资水涨船高。所以，居民收入，取决于一国的劳动生产率。过去，中国GDP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还与曾经的“重积累、轻消费”的发展观有关。“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强调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比较明确的居民收入会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消费的拉动最直接、最有效。当前我国接近6亿人月均收入处于1000元左右，在初次分配环节提高收入的空间还很大，所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必然趋势。

二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城里有房子的人比以前富有了很多，除了工资和创业收入外，城市居民的房产不断增值。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的财富除了农副业和打工收入外，变化不大。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要把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的权利变成股份，逐步使这个股份不仅能够分红，还能够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等。目前还正在探索将这个改革思路运用到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上。这些政策将惠及主要分布在农村的低收入人群。

三是完善所得税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工具，直接作用于个人，影响消费需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制，免征额以上，收入越高的部分税率越高，最高可达45%，按说是很科学的，但每年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

问题出在征缴环节有漏洞，普通的工薪阶层所得税老老实实地被单位代扣代缴了，而许多所谓高净值人群用各种方法规避纳税：如明星大腕签阴阳合同；移民国外或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某某群岛避税，有兴趣的读者搜一搜偷漏税的典型案件可知一斑。

另外，我国劳动所得边际税率高于资本所得，许多私营企业主不领或少领工资，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近年来我国已经连续降了几次个人所得税，如果上述征缴环节的漏洞补上了，工薪阶层的税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社会也才更加公平。

（二）加强社会基本保障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在住房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耗尽了许多家庭一辈子的收入，使许多人沦为“房奴”；在教育方面，学位紧张、课外辅导机构泛滥、中小学学生负担重等问题久治不愈；在医疗领域，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屡见不鲜。

银行有备付金这个科目，是商业银行为确保支付而准备的库存现金或人民银行存款，中国老百姓攒钱、存钱恰似银行备付金。我国是全球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人的收入，除了必须的开销，大部分存入银行。这个现象不排除受节俭、保守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更多的人存款的目的是留作子女上学、自己养老、保障医疗的开支，以及应对各种不时之需。如何将每一个家庭从住房、教育、医疗负担的窘境中解放出来，早日过上向往的美好生活，根本措施就是减少居民必须的支出压力。

要扩大居民消费，就必须首先解决其后顾之忧。一方面，要增加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投入，提高民生保障标准，让居民收入能够更大比例用于商品购买、休闲旅游等消费；另一方面，要让公共服务惠及更多城市人口而不仅仅是户籍人口，提高城市的包容性。此外，将学前教育、课外辅导纳入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解决医院不正之风等，这些话题都值得深入思考，这里不再赘述。

中央已经明确，将深化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坚持“房子使用来住的”，堵住房地产对居民消费的虹吸效应，把居民从高房价中解放出来。

（三）增强消费意愿

消费者在具备消费能力时，能否形成实际消费，还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能够购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或服务，即解决有钱买不到和有钱不能买的问题，这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升级、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措施来实现；二是能够方便快捷地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或服务，这需要加强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建设；三是消费者能够放心地消费，并且在不满意时有地方投诉，即需要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

数字经济与消费端的结合，催生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应用，“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引领了消费需求。疫情催生出了依托数字技术的消费“新机遇”，开辟了“网络课堂”“网络直播”“云娱乐”“云旅游”“云健康”等新消费模式。电子商务的出现，也使广大乡村、偏远地区都得以接入全国消费网络，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需求。

以“菜鸟”为代表的新物流体系，以“天猫超市”“盒马”“饿了么”“淘鲜达”为代表的新零售新物种，带动了消费体系的全面升级。随着“万物到家”时代开启，“外卖+”等新业态涌现，甜点饮品、水果生鲜、医药健康等均列入外卖+的营销重点。手机下单+电商+快递大大便利了商品消费。

我国正在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5G网络、物联网等优先覆盖核心商圈、产业园区、交通枢纽，建设千兆城市；推广在线开放课程、互联网诊疗等服务；探索智慧超市等新零售；推进智能快件箱等终端建设共享，以此带动新型消费的增长。

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娱乐、电商、直播带货等经由数字平台进行的消费，会沉淀衍生出海量消费信息，利用数字技术抓取、挖掘和分析这些消费信息，可以捕捉每个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更精准更快捷地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激发新的消费潜能。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已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网络支付市场连续3年居全球第一。

尽管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在消费环境方面，依然存在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泄露隐私、追溯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在旅游项目、保险理财、教育、医疗等许多服务类项目上，存在消费者因信息不足而盲从消费，或因受骗而不敢不愿消费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完善落实消费者保护制度，健全产品追溯等机制，推进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降低维权成本，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了加强消费环境建设，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推进商业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零售业和服务业布局。2020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3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出台了19条硬措施促进消费扩容。

《“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多项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促进措施，如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