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

【“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十一】

 都在农村有亲人（一）

关键词：“三农”与乡村振兴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历代执政者对农业都情有独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人口占比将近90%，即使在工业现代化的今天，也常有“上溯三代，都是农民”的说法。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与广大农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农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在时刻关注着农村的变化。

对于农村的变化，老百姓很少去看统计局的数字，也不会把报纸上的宣传太当回事，他们往往从身边的事情去感受生活的变化：大街上铺了水泥路了，通往县城的土路变成柏油路了；全年不停电了，晚上有路灯不用手电筒了；村里可以上网，手机信号更好了；村里搞起了蔬菜大棚和养殖场；那个骂骂咧咧、经常欺负人的家伙老实了，支书成了炕头上的知心人，乡亲们有心情跳广场舞…这个时候村民们才在内心深处为党和政府点赞。

或许有人有疑问，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不用纳粮，又没有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为什么很多农村还是没有富起来？“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村村通公路了，为什么还会出现“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情况？为什么全国所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退出了，还要继续对农村地区进行帮扶，防止贫困户返贫？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还是先从“三农”说起。

农业、农村和农民

就世界范围来看，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又是一个弱质产业，各国都给予保护。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集中表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各项事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我国的“三农”问题既有世界范围内的共性特征，也有基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农业

农业是利用生物自然生长规律，通过人工手段从自然界获取产品的产业。农业除了人类的劳动和智慧投入外，还有一些重要变量——土壤、日照、气温等自然因素，人类无法左右，只能适应。

反观工业体系，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大自然的干扰。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采用，往往带来革命性的成果。因此，尽管有了良种技术、水利设施、土壤改良、提灌工程和温室大棚，与工业相比较，农业生产率仍然远远落后。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我国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玉米、水稻、小麦等审定作物上,对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重视不够,尤其是许多经济作物育种存在短板，使得育种已和芯片一样成为我国的发展之痛。

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人类对农业的依赖不可替代。各国政府对农业都非常重视，实行各种支持保护政策，促进农业发展。农业同样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盘，不仅是粮食，还有许多工业原料都依赖农业的产出；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依赖农业的消费；农业还吸纳了全社会三分之一左右的就业人口，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广阔的消费市场。

可以从两个视角看农业。一是从宏观视角看，“民以食为天”，农业具有公共性，如“米袋子”“菜篮子”工程，追求粮食安全，强调数量充足、质量安全、价格低廉。这个意义上的农业不能完全放手由市场调节，粮食收购价过低，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就会撂荒土地。农产品价格还要保持稳定，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会产生很强的传导效应，对整体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从农民个人视角看，农民个人的农业生产以“满足自身需要”和“卖个好价钱”为追求目标。这个意义上的农业是市场化农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农业。但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决定了市场化农业对市场的反应往往比较滞后。特别是在我国农产品供销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更像波涛中的一叶扁舟，屡屡被市场经济的大海所倾覆。

农村

农村是农业人口的生产生活聚居地。农村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城市乃从农村分化而来。农村生活简单质朴，自给自足的成分多，市场化的程度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便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有些人的习惯思维里，城市代表先进、农村代表落后。不可否认，曾经许多农村缺乏整体的规划，交通不便利、卫生条件差、村民文化程度低，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的景象也不少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农村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短板和痛处，但今天的农村早就鸟枪换炮，今非昔比。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之一，在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农村的消失是必然的。但总体上，农村和城市将共同存在，并将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相对于城市的拥堵、污染、房价高、生活压力大等问题，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属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型模式。农村具有自然的生态、悠闲的节奏，如果再建设出优美的环境，发掘好传统的乡土文化，则可成为休闲养老、修身养性的理想空间。

农民

今天，中国农民的界定标准已经多元化：按户口统计，指农村户籍人口，含了进城务工人员；按居住地统计，指定居在农村的人口，不含常住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按从业性质统计，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但现代大农业往往是一二三产融合，从业人员范围就更为宽泛。

在当前的农村，除了以种地为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外，一部分成员已成为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活跃的市场主体，把种地当副业；也有2亿多人进城务工，他们亦城亦乡、非城非乡、亦工亦农、非工非农，干着苦脏累的活，挣着微薄的工资，国家正在努力帮助他们分享城市改革发展的成果。

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老农民、新农民，有地的农民和无地的农民，城郊的农民和农村腹地的农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生活来源和社会保障是什么？除了现金以外，农民还拥有哪些自己的财产？他们的这些财产能否投资入股、自由买卖、担保抵押融资？这些问题需要在乡村振兴的制度建设中厘清、解决。

“三农”问题的由来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总称。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写信——《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他说“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成为中国民间对“三农”问题的经典描述。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农村市场不景气。“三农”问题在现象上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影响国内经济的循环畅通，实质是农业自身的脆弱性和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相互叠加所致连锁反应。

社会转型之痛

“三农”问题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转型分不开。农村是古代文明的起点，城市则是随着政治统治需要和商业繁荣而从农村分化而来。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和农村居于主体地位，城市依赖于农村的供给。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逐步被边缘化，而城市后来居上，成为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发达国家农业占比一般都在10%以下，农业人口从占人口多数的大众变为占人口少数的小众。

英国圈地运动中的“羊吃人”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典型事例。在圈地运动中，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被强迫改变用途，为工业服务，而耕种土地的农民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被强迫进入工厂做工。

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如城市把农村集体土地低价甚至零价格征用过来变成国有土地，通过“招拍挂”高价卖出，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资本积累”，许多农民因此成为“上访户”；再如农民外出打工，许多村庄只剩下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留守儿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甚至土地撂荒。

这个过程意味着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逐渐变为中心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农村需要承受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之痛。中国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现代化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加剧了这种转型之痛。

二元分割和工农业剪刀差

“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上述经济发展史上的共性原因，也有中国的特殊原因。中国的城乡差别位列社会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一，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社会过程，同时也是人为干预和设定的结果。

在传统社会，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是畅通的，两者差别没有现在这么大。人们既可以在城市开商号、置办产业，也可以在乡村买房置地（如《杨三姐告状》中高家的情形）。城市居民也把乡村视为自己的根和精神家园，甚至认为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官员退休，一般也是告老还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农村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农村的落后，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特征外，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城乡二元分割、城乡资源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二是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特征的工业优先、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不均等的利益分配格局。

农村的落后是从城乡二元分割开始的，二元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粮、棉、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农产品商品率和市场化程度低，农民几无财产、也无收入，农民外出打工被视为“盲流”。农村面貌几十年不变，大家重读路遥《平凡的世界》就会有感受。

改革开放后，实行包产到户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由此，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自由首先被释放了，农民被允许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多种经营、开办乡镇企业等，但农村的其他生产要素仍然不能流动。

在现代中国，城市和农村没有被看作平行并列的两个经济体，二者处于不同地位，享受不同待遇，并有制度作为支撑。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快速甩掉落后帽子，实行了赶超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之相配套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政策。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工业化没有大量的外援和外国资本，主要依靠国内积累，而当时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以农哺工”自然成为首选之策。

“以农哺工”政策的实现机制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即工农业产品实行不等值交换，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二者所出现的差额就是剪刀差。剪刀差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但从长远看也制约了农业农村的发展。

此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除了必要的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外，国家对农村几无投入。改革开放后，低价征地、农民工低工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大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等现象说明城市仍然在虹吸农村资源。

当前，中国社会仍处于大规模、高频率的流动状态，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动人群，就是离乡外出的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60%，但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仅占40%左右。这意味着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空间，但多数人并没有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农民身份的“旭日阳刚”组合翻唱《春天里》，感动了亿万观众。SARS和新冠疫情来临时，农民工成为需要特别关心的群体。媒体和文艺节目热情讴歌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公众也在密切关注农民工兄弟的命运，但问题背后的制度因素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从根本上说，农村和城市仅仅是社会分工和生活方式不同，并没有天然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之间应该可以有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这种流动应该是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更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人为安排，今天我国已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必也不应再向农村汲取资源，消除城乡差别的条件日益成熟，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尽快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流动中的农民工享受了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待遇。这就是一种进步。因为在流行病学意义上，农民工走出乡村以后，他们的卫生健康具有了公共性，应予同等对待，享受“国民待遇”。疫情防控启示我们，平等对待不同群体，不仅惠及特殊人群，也符合全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