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

【“国内国际双循环”系列十二】

都在农村有亲人（二）

关键词：“三农”与乡村振兴

城市和乡村是地域空间的概念。历史上，城指城堡、城池，是军事、政治的载体；市指集市、市场，是商业、交易的载体，是商业、手工业等非农人口的聚集空间；乡指乡土、村社，是农业人口的聚集空间，以自给自足为特征。

从农村到乡村

在乡村振兴中，我们将农村称为“乡村”。从“农村”到“乡村”，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很大差别。 “乡村”是中国人对农村地区的一贯称谓，包含了乡音、乡土、乡情和乡愁的内涵。后来，基于经济学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才把乡村叫为农村。

当我们重新叫回“乡村”时，就是不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经济存在，而是将其还原为一个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文明体。费孝通所著《乡土中国》和陆游的《游山西村》描述的正是这样的乡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自古以来，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桃花源，都有一个恬适的“田园梦”，梦想回到垂柳古槐、炊烟袅袅、童声嬉闹、鸡鸣犬吠的生活。今天，乡村社会的文化和人文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乡村的慢生活、和谐浓厚的人际关系、健康简朴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民俗和地方文化，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向往。

当我们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解决“三农”问题时，就包含了对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追求。国务院2019年印发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就提出，要依托种养业、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等，发展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乡村产业，更好彰显地域特色、承载乡村价值、体现乡土气息。

乡村面貌变奏曲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三农”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多取少予”向“多予少取”转变，从城市优先向城乡协调发展转变，由过去乡村被动依赖城市向更加依靠乡村内生动力主动作为转变。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基础设施方面，实施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广播等工程，对农村电网进行升级改造，使村民的出行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已达42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2019年，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村通路，是全国最后一个通路的行政村（阿布洛哈是彝族语，意思是“人迹罕至”）。

二在乡村建设方面，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统领，通过改厕、改圈、改厨，全面推进村庄环境治理；大力改善文化体育设施；先进地区对生活垃圾实行了“户集、村收、乡镇运、县区处理”的集中收集处理方式；建设了沼气处理、微动力站处理等污水和粪便处理设施，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三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建立了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虽然保障水平还不高，但正朝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迈进。

四在农民收入方面，持续实行支农惠农政策，持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种养殖等各类补贴；鼓励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除了种地收入以外，还可能有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五在农村产业发展方面，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逐步提升，电商和发达的物流使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电子信息等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使广大农村与城市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为农村参与社会分工、城市资源向乡村转移创造了条件。近年来，直播带货大大增加了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多地党政干部纷纷化身“带货主播”，通过电商、媒体、短视频等平台为当地特色产品代言，成为疫情期间的重要销售力量。

尽管乡村发生了这么多可喜的、积极的变化，但“三农”问题远未解决。翻阅以前的文章，无论是学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变成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率超过60%，然而“三农”问题依然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

农村生产力依然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低而成本高，缺乏竞争力；土地过度使用，得不到轮休，因化肥使用导致板结硬化严重；农民外出打工造成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导致社会发出“谁来种地”的疑问；涉农服务业发展缓慢等。

农村产业发展缓慢，惠及农村的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不多，农民增收缺乏有效渠道；尽管粮食价格上涨，但人工、种子、农药、化肥等农业成本上涨更快，种地收益依然很薄，种地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缺乏财产性收入，在城市房地产泡沫化发展、迅猛增值的情况下，农民与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差距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城乡保障水平、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农村低素质劳动力过剩，高素质人才短缺，人力资本严重匮乏；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民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也影响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工业化为亿万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使他们脱离了农业和农村，但他们的身份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农民工”，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不能和市民一样享受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当经济衰退或碰到如SARS、新冠疫情这种特殊情况时，这些人还将回到乡村，寻求最后的保障。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当前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了明显影响。

城镇化也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城镇化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自然过程，当城市不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就业和生活保障时，城镇化意味着只是将农业农村中存在的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富余、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转移到了城市而已，而且还打破了原有的自给自足，增加了进城农民的生活成本。

“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也需要文火慢炖，不能一蹴而就，要与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大大发展了，而“三农”问题依然存在的根本原因。

乡村振兴的内在规定性

乡村振兴需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实解决农村的落后问题；二是发掘和保护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留住我们的根”。做好乡村振兴工作首先要弄清楚当前的起点，以下这些先决条件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饭碗一定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广大的农业农村承载着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

14亿人口中有5.5亿在农村，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农民增收会带来广阔的消费市场。

我国提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国耕地数量不能低于18亿亩。随着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的提高，品种改良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更多的高产方、吨良田可以缓解人地紧张矛盾，为优化种植结构提供更多空间。

我国耕地三分之二分布在丘陵地区，除了新疆、东北、华北等大平原地区可实行大规模作业外，很多山地、坡地不适合机械化作业。

1.小农经济仍将长期存在

实践证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依然有其生命力，并且唱着《东方红》与现代化大生产一起走进了新时代。小农户的精耕细作未来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我国多数耕地不适合规模化作业。

二是农业生产的增长，依赖于土地供应。我国总体上是一个人地紧张的国家，人均耕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小农经济吸纳了数亿农村人口，这些人群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将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

三是小农经济具有满足农民自身消费的功能，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多样化的种植和养殖满足了农民多样化的需求，维系了“去货币化”的消费方式，餐桌上还都是绿色食品。尽管农民的货币收入不高，但基本生活无忧，得益于这样自给自足的“福利”。

四是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强调精耕细作和田间管理，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农业生产中有两个效率概念：一是农业生产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比较；一是土地产出效率，指每亩土地上的产量。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可能带来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但土地的产出效率未必就比农民的精耕细作效率高。

2.小农经济应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小农经济自身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什么完全依靠农民的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带有一定盲目性，对市场信息不敏感，与市场需求的衔接不畅，屡见“价贱伤农”的新闻见诸媒体。

二是农业科技应用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装备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有些地方甚至仍沿用“刀耕火种”的原始作业方式；公共设施和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普遍很低，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三是农副产品的冷链仓储和深加工存在瓶颈。许多鲜活农副产品，如瓜果蔬菜等生鲜产品，极易腐烂变质，缺乏冷链和保鲜处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原料得不到稳定保障。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要么是质量达不到要求，要么是数量达不到规模。

四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生产要素配置只能在封闭狭小的空间内进行，既无法形成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也无法实施农业的科技化发展，更无法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农产品质量、品牌、标准化等方面的进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农业是弱质产业，但粮食又涉及国家安全，农民需要承担天气等带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带来的经营风险，所以“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能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需要政策引导和农民相互合作。基于上述多方面的原因，小农户应该顺应时代要求，和农业现代化有机衔接，适度扩大经营规模。

发展农业合作社是扩大经营规模的有效途径，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或行业协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有效整合资源，协调农民的个体行为，推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与国内外市场的有效衔接。

山西省灵丘县下车河村借助得天独厚的旅游生态资源，采取“有机农业+生态旅游+村庄改造”模式，成立了灵丘县道自然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了灵丘县车河有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有机种植养殖、生态旅游，产品远销各地，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名村，实现了从贫困村到产业强村的华丽蜕变。

3.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好比一棵参天大树，乡村是树根，城市是树冠。城乡融合不是让农村城市化，而是要保留乡村的个性、风貌，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协同，建立城乡平等、工农互促、功能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农村集体经营用地和宅基地是广大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允许农村集体经营用地和宅基地入市，可以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这项改革在制度上就体现为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这些改革将推动土地由资产到资本的转变，为资本与土地的结合创造条件。

当然，这项改革的意义不能过于夸大，乡村土地流动的意义与城市的辐射作用正相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固然可以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但只有那些未来会被城市基础设置、公共服务所覆盖，并将建设二、三产业项目的土地，即郊区纳入城市规划的土地，才有机会获得很大增值。

城乡融合发展也不是城镇化的单向运动，还包括城市资源向乡村的流动。如城里人到郊区农村购房，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投资建设农家乐、农产品加工企业，到山区去开发各类旅游项目，这些逆城镇化的资源流动，每年达万亿元以上，大大促进了乡村发展。有的地方还设立乡村产业发展基金，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到欠发达地区投资兴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