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更充分地分享产业发展收益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是落实这一任务的关键抓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异军突起、农文旅等新业态不断涌现，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但是，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仍存在现实堵点。因此，需要加强要素保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评估考核等方面的制度优化，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形成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带动农户共同富裕的格局。

乡村产业为农户创造多元增收渠道

过去小农户主要依靠种植粮食果蔬、养殖牲畜获取经营性收入，高度受制于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丰产不丰收”现象时有发生。推进农业产业化是改变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升，龙头企业加强与小农户的联结，保护农户收益。在黑龙江、吉林的水稻主产区以及河南、山东的小麦主产区，普遍实行订单农业，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在市场价低于保底价时按保底价收购，市场价高于保底价时随行就市，实现企业保障货源和农民稳定收益的双赢。此外，科技赋能提高生产力也是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除了传统产业，一些“小特产”成为部分农户致富的“大产业”。近年来，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做好“土特产”文章，开发了一大批特色农产品、特色畜产品、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品。例如，贵州省普定县是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防返贫任务艰巨，近年来依托山地气候和水土资源禀赋，打造高标准蔬菜种植基地，并补齐后端产销链条短板，将优质蔬菜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成功跻身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供港食材行列，为当地群众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增收平台。

创新机制引导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是乡村产业联农富民的深入探索。一是返利分红。近年来，村集体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分散小农户的土地、扶持资金、房屋等，入股加工企业或经销公司，以现金、股份、实物等多种形式，获取二三产业的收益分红，再分给农户以及用于村庄建设。有些合作社开展农机服务、农资供应、产品经销、初级加工等多种业务，将不低于60%的可分配盈余返还给社员，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二是就业安置。地方政府积极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县域经济，吸纳安置当地农村劳动力，同时推动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下沉到乡村，扶持“微工厂”“共富工坊”和“家庭作坊”，让留守妇女和大龄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增加收入。三是全方面结合。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福田村的蓝莓产业示范园，其创新的“五金增收”利益联结机制，成功入选第四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例名单，农户流转土地获得“稳定租金”和在园区务工拿到“固定薪金”，特困人群通过就业安置取得“酬金补助”，村集体入股项目资金得到“股金分红”，还有一些农户开展相关创业实现“现金创收”。

随着数字经济下沉和消费提档升级，乡村产业涌现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农户增收渠道多元化。农村电商和直播带货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农产品的销路，拓宽了销售半径，缩短了营销环节，也提升了溢价空间，有力地支撑了农业经营收入的增加。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为3万亿元、7833.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9.9%。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在经历疫情冲击后快速恢复，农民不仅可以通过经营农家乐、民宿获得经营性收入，还可以通过就近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同时销售土特产增加收入。

农户仍不能公平充分地分享产业发展收益

第一，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较为松散。企业与农户签订的合作协议约束力偏弱，依然存在市场价格上行时农户违约、市场价格下行时企业违约的现象。一些企业承诺的联农带农义务，属于倡导性条款，缺少刚性约束机制，落地实效有偏差。部分合作社存在空壳化、名义化运行问题，被少数大户实际控制，普通农户仅为挂名成员，难以参与经营决策，拿不到实际分红。因此，多数普通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农业经营性收入，同时承担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或者获取土地租金和劳务工资，不能充分分享二三产业的增值收益。

第二，产业发展的富民导向和监管存在不足。当前乡村产业考核指标依旧侧重产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额、产业园数量、龙头企业数量等指标，农民实际增收成效权重偏低。尽管政策文件反复强调联农带农，但实践中往往把产业主体窄化为企业与大型项目，将引进企业、建设园区作为政绩，对扶持项目覆盖普通农户数量、收益分配结构缺少常态化跟踪评估和奖罚措施。农民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项目申报、财政资金对接、行业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场景仍存在制度壁垒，部分代表农户利益的组织难以平等获取公共资源。一些地区存在重项目落地、轻富民实效，重硬件建设、轻制度建设的行为倾向，部分地区盲目上马同质化产业项目，并不能取得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效果。

第三，保障不足制约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在土地要素方面，乡村产业建设用地指标总体紧张，农产品加工、仓储冷链、乡村文旅等用地诉求难以充分满足。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能尚未完全激活，大量沉睡的农村资源难以转化为农民财产性收益。在人才要素方面，乡村产业发展需要懂农业生产、组织管理、品牌运营、电商营销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院校相关专业课程供给不足，社会化培训覆盖面有限，并且农村对人才吸引力不足，特别是在老少边穷地区，人才外流现象更为突出。在金融要素方面，信贷产品周期与乡村产业生产经营周期匹配度不足，抵押难问题依旧存在，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范围有限，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分担工具不足。由于土地、人才和金融保障要素的制约，当前乡村产业仍以初级形态为主，产业链不长，价值链不高，联农富农的能力有限。

第四，农户参与乡村产业的综合能力偏弱。一是标准化生产能力不足。多数农户仍沿用传统种养模式，生产随意性强，缺乏标准化、规范化作业意识，产品品质参差不齐，难以达到市场质检、溯源认证标准，制约农产品溢价和品牌化发展。二是新科技应用能力薄弱。农户普遍缺乏新型种养技术、绿色生产技术及数字化农业技能，对现代农业设备、电商运营、线上销售等新业态接受度低、运用能力差，难以对接科技赋能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三是市场经营能力欠缺。农户长期局限于田间种养环节，生产跟风盲从现象突出，品牌意识、包装营销意识薄弱，极易陷入同质化竞争，遭遇产品滞销问题，同时缺乏乡村文旅经营、特色业态打造、乡土资源盘活的能力，难以参与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全面推动产业发展红利更多惠及广大农民

构建农户友好型产业收益分享机制。一是建立产业扶持政策与联农富农成效挂钩制度。申请财政补贴、产业项目、配套用地政策的经营主体，必须提交清晰可落地的联农富农实施方案，将带动农户规模、收益分配模式、分红机制作为准入硬性条件。完善事后跟踪评估机制，并探索相应的奖惩措施。二是规范多元利益分享模式。持续推广“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务工就业”“订单+二次返利+风险基金”等成熟模式。进一步细化土地入股、合作社分红权利规则，保障普通农户表决权，遏制合作社内部人控制不良现象。三是强化履约保障。出台标准化订单农业示范文本，建立基层商事调解机制，降低农户维权成本。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设立产业风险基金，对冲农产品市场大幅波动风险，分担小农户经营压力，打通产业收益传导至农户的制度末梢。

强化乡村产业政策的富民导向和监督。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考核评价，要增加联农带农户数、农户增收幅度、实际分红比例和覆盖率等富民指标，逐步将产业富民实效纳入地方政府、涉农部门、产业园区的工作评价体系。优化财政资金扶持模式，设立省、市、县多级乡村产业富民专项基金，加大对家庭农场、小微合作社的补贴支持，简化申报材料与审批流程，降低小微主体政策获取门槛。放宽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参与政府采购、标准制定、政策研讨的准入条件，保障农户代表主体的话语权。引导地方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严格验证后再上项目。

夯实要素保障，增强乡村产业富民能力。各级政府应当将乡村产业要素保障纳入县域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土地方面，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中乡村产业用地保障要求，深化点状供地改革，保障农产品加工、仓储冷链、乡村文旅合理用地需求；稳妥推进农村各类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沉睡资产，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人才方面，推动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乡村产业运营、农产品营销等农村电商相关课程与实训项目，面向本土带头人、返乡创业者开展常态化培训，完善技能认证体系，加强对人才下乡的待遇福利的配套激励。金融方面，创新适配乡村产业周期的信贷产品，拓宽农村抵押物范围，扩大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面，发挥风险分担功能。进一步发挥财政杠杆撬动社会资本下乡的作用，并同步完善社会资本下乡监管规则。

全面提升农户适配现代乡村产业发展的综合素养。一是培养标准化生产意识，依托基层农技站点开展标准化种养指导，统一生产规范、质量管控流程，普及农产品检测、溯源认证相关知识，引导农户规范生产、提升产品品质，夯实品牌发展基础。二是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聚焦绿色种养、智能农机操作、农村电商等实用内容，推行田间实操、案例教学，针对性提升农户科技应用与数字化经营能力。三是培育农户市场化经营思维，完善村级信息推送渠道，及时发布产销信息和价格行情，引导农户按需生产、错位发展；普及品牌打造、包装营销、农文旅融合等知识和技能，助力农户挖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盈利空间。同时，引导小农户抱团发展，着力培育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增收致富。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