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维度下的AI范式变革

近年来，以DeepSeek、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以空前的发展速度与应用广度，持续迭代生产工具，同时推动文明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从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来看，加快实现人类生存范式的智能化重构，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视角，从发展、生活、治理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重塑与升级。

数字技术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智能驱动”。传统的经济活动往往高度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有形要素的投入，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并且常常伴随着一定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随着人工智能成为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经济发展方式正经历从“要素驱动”向“智能驱动”的根本性转变。

首先，数据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重塑了价值创造逻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纳入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体系，明确健全数据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的机制。在智能经济时代，数据不再是生产过程的衍生品，而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新石油”。比如，在传统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运维管理等各环节产生的数据都是割裂的，无法互联互通和高效利用，往往制约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打破“数据孤岛”，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采集、清洗、分析与实时预测，可以极大程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推动资源配置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以“人工智能+数据”为核心的生产模式，突破了传统要素有限供给的瓶颈，开启了边际成本持续降低的增长新范式。

其次，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形态发生质变，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主要涵盖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转型升级三个核心维度。就人工智能而言，近年来凭借其惊人的创造力转换成物理世界中的涌现能力，推动生产工具从“能量转换工具”向“智能生成工具”演进。此外，国内开源大模型持续削弱美国人工智能（AI）的领先优势。国产大模型迭代加速，持续缩小与海外头部闭源模型的技术差距。在此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环节的深度应用，将进一步让生产过程具备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的特征。尤其是各种“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不断涌现，标志着生产模式已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智力密集型。

人工智能重塑日常生活形态

回顾人类技术史，过往的技术进步大多处于“辅助”地位：“四大发明”便利了人们的生活，计算机提高了计算速度，互联网拓宽了社交边界，但均未深度融入人类的情感与决策。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推动生活方式发生质的跃迁。

其一，人类生活方式从“环境适应”转为“空间感知”与具身智能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正在走出屏幕与云端，通过物理载体与人类的生活环境深度融合。人类不再被动适应空间，智能环境可主动感知需求并提供适配服务。尤其是随着具身智能（Embodied AI）的发展，AI获得了诸如人形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的物理实体，从而实现了技术与实体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分析，这种生活环境不再是静止的物理空间，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感知、理解和执行能力的智能空间，我们不妨称之为“智能生命体”。从未来看，这种智能主体实际上已经与人完全一体化了，能够主动预判用户的需求，真正实现从“人适应环境”到“环境无缝服务于人”的跨越，从而构建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彼时，我们可以在这种虚拟世界中进行社交、工作、娱乐，还可以拥有数字身份和数字资产。这种“虚实共生”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体验边界。

其二，人工智能正在打破人机边界，实现更深度的情感交互。既有技术在情感层面的介入十分有限，电话、网络、社交软件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无法真正感知和回应人类的情绪。但随着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的突破，人机交互从复杂的代码指令、触屏操作进化为自然语言对话，对话更简单、更智能。实际生活中，智能音箱、家庭服务机器人等终端设备，也正在成为家庭的新成员，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情绪分析技术，更准确地感知用户的喜怒哀乐。

数智赋能社会治理效能

治理方式从“经验治理”升级为“数智治理”。随着社会系统日益复杂，传统的依赖个人经验、直觉判断和事后处置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数字智能时代瞬息万变的社会治理需求。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治理方式正在向基于数据、算法和预测的“数智治理”升级。

第一，治理结构日益呈现扁平化与协同化，多元共治新格局逐步形成。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传统的部门信息壁垒被打通，数据在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跨业务流通时更加顺畅有序，“条块分割”的治理难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使得社会力量能够更充分地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与以往社会治理模式相比，市民在数字智能时代参与社会治理更方便快捷。

第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更加趋于个性化、精准化、便捷化。人工智能推动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末梢。传统的公共服务往往由政府部门单方面供给，有可能面临供需错配、效率低下的问题。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政府部门精准识别服务对象，及时捕获用户真实需求，实现从“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指尖上的治理”既有助于打破时空限制，又大幅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实现了治理效能与民众满意度的双重提升。当然，人工智能还可以推动决策更加科学化，实现从“事后诸葛”到“未雨绸缪”的转变。目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设城市大脑，对治理城市拥堵难题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例如，在交通治理中，很多城市正在借助人工智能实时预测拥堵点并动态调整红绿灯时长，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跨越；在公共安全领域，AI能识别异常行为模式，可以提前预警风险。这种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公共安全的保障能力和城市运行的韧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研究员 翟云】

编辑：马明 吕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