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中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2026-11-17 来源:《经济》杂志 姚远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发展和安全紧密交织、深度关联,不可偏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在于,在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必须深入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开放逻辑,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的良性格局。
开放发展的内外动能持续积蓄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开放是发展的动力。世界经济史和我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深刻揭示出,封闭保守不能带来发展繁荣,开放发展方能通往国富民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壮大自身实力,通过持续发展厚植国家安全根基。当前,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在内外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开放发展的动能正继续增强。
从内部看,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期,对开放发展提出新要求。一方面,我国正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壮大,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的关键支撑,以及数字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发展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需要依托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一步畅通先进生产要素流动渠道,吸纳全球优质创新资源,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成的“新三样”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接力出海,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出口竞争优势迭代升级,要求进一步开辟开放新空间、拓展开放新赛道,推动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全球市场。
从外部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为我国的开放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国际科技竞争。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广泛赋能各产业部门,推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加速变革,成为主要国家抢占发展先机的重要抓手和大国竞争博弈的焦点领域。此外,新兴数字技术还具有愈发鲜明的安全意蕴。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不容忽视的战略领域,自主掌握前沿数字技术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必然要求。因应于此,“十五五”规划纲要第四篇以“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为题进行专篇部署。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与溢出效应,更依赖开放的交互环境实现效能转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数据流通壁垒、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技术根基的应有之义。
开放发展的外部安全环境愈趋复杂
开放必然伴随外部安全风险,既包括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造成的无意安全风险,也包括外部行为体带有主观胁迫或侵害意图的行为造成的有意安全风险。在当前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期,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安全环境兼具多重不确定性,无意安全风险与有意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叠加传导,对我国的稳定发展构成严峻考验。
就无意安全风险而言,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金融风险上行等结构性经济因素,对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构成长期扰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陷入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市场遭受多轮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全球公共债务水平维持在高位,使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大幅攀升,短期内无明显缓和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分化正显著扩大,世界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依然乏力。同期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受人工智能、政府债务、网络威胁等问题影响,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正在升高。此外,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未来10年中,极端天气事件、生态系统崩溃、人工智能技术的负面影响等全球性问题的危害性或将急剧上升。随着上述非传统安全风险不断发酵,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严峻。
就有意安全风险而言,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正经历剧烈动荡,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博弈和相互依赖“武器化”等传统安全因素,对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空间形成挤压。个别国家将贸易、科技、金融、产业链供应链等相互依存纽带转化为博弈工具,滥用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手段,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排他性政策,试图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向阵营化、集团化方向重塑,由此对我国实施经济和技术打压。与此同时,“泛安全化”政策在国际关系中大行其道,部分国家把贸易、移民、能源、文化等议题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借此对正常的国际经贸、人员往来实施粗暴干涉,破坏开放型世界经济赖以存续的规则和共识基础。在此背景下,多边主义严重受挫,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遭遇强劲逆流,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阻力和安全挑战显著增多。
以制度型开放释放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国开放发展的动能和挑战同步增加,机遇与风险交织并存,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条件下推进开放发展的战略选择。制度型开放,是指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要素的国内外衔接,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相比于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具有更加全面、系统、稳定的特征,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要素资源、释放发展潜能,并在参与制定、完善国际规则的过程中增加制度性话语权,对于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开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型开放的动力,植根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在商品要素跨境流动已基本实现自由化的情况下,进一步开放的重点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服务业开放面临的壁垒更多体现为监管、标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因而开放的侧重点是以规则对接为主的“边境后”开放。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来看,数据、算力等创新要素日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其跨境流动与开发利用高度依赖统一透明、安全可预期的制度安排。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数字市场潜能释放的前景极为广阔,但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水平、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不仅是释放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潜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我国前沿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制度型开放有助于牵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建设,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发展优势。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依托,其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创新迭代空间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支撑和深厚底气。为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党中央作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大部署,其要旨之一就在于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通过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有助于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建设提供牵引力,还能够倒逼国内制度改革和创新,推动改革向体制机制的“深水区”迈进。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基础日益完善,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空间将更加广阔,二者相互促进,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制度动能。
制度型开放为我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下的发展增添稳定性和韧性,由此增强发展动力。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根基,制度型开放有利于全方位降低跨境要素流动的制度性成本,有效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磁吸效应,促进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持续集聚。由此,不仅能够助力我国产业继续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增强产业链的稳定性和韧性,还能够在“脱钩断链”“泛安全化”政策大行其道的外部环境下,凭借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稳固全球经贸伙伴关系,维系多元国际产业合作网络,对冲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制度型开放不只包括制度学习,还包括更加主动的制度塑造。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和完善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将得到稳步提升,有助于为开放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提供更加充足的底气和定力。
以自主开放守护发展的安全屏障
我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是对外部模式的盲目跟风和全盘迁就,而是以我为主、主动作为的自主开放。区别于迫于外部压力的被动开放,也不同于基于国际协议或承诺的协议开放,自主开放是我国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主动选择、自主可控的开放,旨在确保我国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牢牢掌握开放进程中的战略主动权,切实维护开放安全。随着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安全风险的来源和传导渠道更加复杂多元,必须在开放中坚持自主性、灵活性和主动性,使开放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始终与我国的发展需要和安全能力相匹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自主开放以自主性把握开放的节奏、范围和层次。节奏上,自主开放不搞一步到位的激进式开放,也不因一时外部扰动而仓促提速,而是本着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的原则稳步有序开放,使开放的步伐始终与国内改革攻坚的进程、产业升级的阶段、风险防控的能力相匹配。范围上,自主开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有利于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增进人民福祉的领域优先开放,对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核心数据等的关键领域审慎把握开放边界。层次上,自主开放兼顾开放布局的纵向推进与横向协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立足区域禀赋差异与行业发展基础,实施差异化开放举措,统筹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开放的梯度安排,在多层次开放布局中持续放大开放的综合效益。
自主开放以灵活性拓展开放的战略空间。灵活性集中体现为开放进程中因时因势、相机抉择的自主调适能力。面对开放发展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既不简单照搬他国的开放模板,也不因外部冲击而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而是立足自身发展实际,灵活选择开放的领域、方式与路径,力求实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通过试点先行、清单管理等一系列开放举措,我国的开放步伐得以渐进推进、适时校准,及时纠偏和持续优化,既保持了开放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又保障了开放策略的动态调整空间。依托自主开放的灵活性,我国能够在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始终留有充裕的政策回旋空间与自主选择余地,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留足够战略纵深。
自主开放以主动性塑造稳定的外部环境。自主开放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而是谋势而动、积极有为地开放。一方面,我国主动对接、吸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运用国际规则维护我国发展权益的能力,增强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我国主动布局多元化国际经贸合作,持续拓展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携手150多个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导搭建进博会、链博会等交流合作平台,培育稳定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由此不断探索与世界各国新的利益交汇点,凝聚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积极有为的开放姿态,助力我国以自身开放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中化挑战为机遇,加快推动我国稳步实现从开放大国向开放强国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