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应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
2026-11-17 来源:《经济》杂志 颜蒙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高度对“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做好战略储备,增强应对主动性。
新内涵特征
从历史看,产业链韧性和安全问题的性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等问题与全球经济、地缘政治、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外部环境高度相关。在全球化热潮、地缘政治缓和、自然灾害等相对较少、没有大规模疫情的背景下,产业链运行遭受的外部冲击和损失通常是局部的、偶然的,此时的产业链韧性和安全问题是一个企业层面的经济议题。典型例子包括扰乱汽车生产的泰国洪水、扰乱电子行业的日本地震等。在逆全球化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自然灾害和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情况下,产业链运行遭受的冲击是全面的、系统的和长期的,此时的产业链韧性和安全问题是一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在个体公司层面上越来越难以应对,必须由国家广泛介入并加以统筹应对。
从现实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效率取代安全成为发展主旋律,推动超级全球化兴起,各国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嵌套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产业链安全问题主要由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主要影响个别产业和个别国家。随着逆全球化进程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产业链韧性和安全迅速上升为国家经济和安全议题。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多个产业链断链,且持续时间较长,对全球产业链产生重大影响。产业链战略日益受到全球各国关注,多数国家在这个时候出台相关战略。
从未来看,地缘政治冲突正成为全球产业链风险最重要的来源,产业链韧性和安全“竞赛”主要由大国博弈进程所决定。大国博弈越激烈,产业链韧性和安全问题就会越严峻。大国博弈或将持续较长时期,在此背景下,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挑战将长期存在。即便部分领域阶段性出现缓和迹象,也不应过度乐观,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综合判断,产业链韧性安全的基本内涵已经从企业层面的效率优先,转变为国家层面的效率与安全并重,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愈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更要看到,产业链韧性安全不是静态的安全,而是强调动态的、发展中的安全。要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既注重确保极端情况下正常运转,又着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未来竞争新优势,做到不仅能生存,还要有发展。面向2035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只有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产业链,才能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提供基础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的产业安全屏障。
新机遇新挑战
未来5年至10年,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既要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认识各类风险挑战,也要抢抓发展机遇,巩固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从新机遇角度看,一是数智化变革机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主的数智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最大的技术变量和时代变量,推动产业体系、产业链深刻变革,为我国工业包括我国产业链从源头打造新优势、另辟蹊径实现工业基础、核心技术追赶跨越以及以更高效率实现产业链完整性提供了新的可能,是提升产业链韧性、安全和现代化水平必须把握的历史性机遇。一方面,数智化提升产业链效率。效率是制造业竞争力根基,数智化可全面提升制造业效率,从研发效率到销售效率乃至产业链整体效率;高效率的制造业也有利于吸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助力更好地保持制造业产业链完整性。另一方面,数智化提升产业链组织韧性。数智化加速产业链“由链结网”,提升微观层面企业供应链智能化水平,提升产业层面的资源调度和产业组织能力,提升国家层面产业链管理的透明性和精准性。
二是绿色化发展机遇。绿色低碳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和数智化并列的重大技术变量。当今世界,随着人们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长,特别是全球绿色发展的内涵、标准、规则与框架的加快推进,各国将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影响全球产业链发展。绿色化趋势不仅是工业化的约束条件,也是改变产业发展范式的下一个重大机遇。当前,绿色化变革总体上仍处于探索期,主导技术路线尚未形成。与数智化主要是创新推动的典型特征不同,绿色低碳更多呈现出需求拉动的特征。需求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在产业绿色变革发展中领先。应把握绿色化发展格局未定的历史机遇,推广普及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突破经验,依靠我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把握能源变革、产业动力变革中的换道契机,牵引更多产业追赶突破,并在新技术产品研发、新规则标准制定等方面抢夺更多主导权,为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重要机遇。
三是重大消费升级和统一大市场建设机遇。从重大消费升级看,未来10年是我国从中上收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人均GDP将超过2万美元。高质量的内需能够牵引产业升级,培育高质量的本土品牌。历史上,追赶国家的企业、品牌在本土完成追赶后,由此形成的产品通常具有国家特色和国际竞争力,可以打破现有产业和品牌均衡状态,满足各国差异化需求,我国更是如此。从统一大市场建设看,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为技术多元化探索提供土壤,为自主技术突破提供广阔的应用市场,加快技术更快迭代和培育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技术和产业。
四是全球经贸规则重塑机遇。全球经贸规则是上层建筑,其主导权取决于各国技术、产业、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实力等生产力水平,但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形成、成熟、衰落和重塑规律。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深刻重塑,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依托日益提升的技术、产业和经济实力逐步提升在全球经贸规则中的地位,美西方则千方百计遏制后发国家的崛起,维持其规则主导地位,竞争博弈日趋激烈。未来5年至10年是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和博弈的关键期,是我国更多领域实现局部突破的关键期,我国可抓住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形成呼唤新规则体系的机遇,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规则改革,提升新兴领域的规则主导权,提升产业链利润分配水平,继而提升价值链在全球地位的重要机遇。
从新挑战角度看,一是支撑根技术、原创技术突破和“无人区”创新探索的创新生态不足风险。当前,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范式均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日益增大,中美产业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我国基础研究特别是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不够、能力不强,制约根技术突破,难以支撑“无人区”的稳定探索。例如,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达2.7%,低于美(3.4%)、日(3.6%)、德(3.1%)等制造强国,特别是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美国企业因掌握从事基础研究的核心资源、更贴近市场等,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导者,而我国在相关领域还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抓不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风险。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最难掌握但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风险。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技术加速突破,引发产业模式、发展方式深刻变革,推动全球产业秩序和规则重构,带来的不确定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科技创新和产业化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新模式新业态更迭周期持续加快,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需密切跟踪、科学研判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加强统筹和中长期布局,既要抢占机遇,也要避免“点错科技树”,在单一技术体系上“一条路走到黑”,造成产业发展的重大损失乃至战略上的被动。
三是关键矿产保障风险。关键矿产成为大国博弈的新领域,如果无法稳定供给,制造业产业链将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我国关键矿产保障的风险隐患,集中表现为关键矿产对外依赖大,在当前外部环境影响下,稳定供应的不确定性在增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消费国,但关键矿产的国内储量不足,关键矿产供给存在较大风险敞口,容易因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供给中断。
四是产业过快外迁造成产业体系完整性优势丧失的风险。近年来,不仅传统产业在外迁,而且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外迁速度也在加快,规模持续扩大。特别是部分外资企业加速向东南亚等地投资布局,“胁迫”供应链相关企业转移,引发链式外迁、集群式外迁。尽管当前总体可控,但随着我国要素成本进一步抬升,美西方遏制手段进一步升级,可能使更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加入外迁行列,引发无序和不可控的产业外迁。
五是全球产业体系分工体系深刻重塑面临的“替代”风险。全球产业分工加速区域化,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等策略推动先进制造替代;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国家加速工业化,在中低端生产上加速替代。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4年,中国在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中占比已经从23.6%下降至14.9%,同期,东盟国家和墨西哥在美国全部进口中所占比重从18.7%上升至27.8%。
对策建议
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着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做到不仅能生存,还要有发展。
一是强化机制建设,构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政策支撑体系。一方面,完善跨部门、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推进机制,统筹产业、财税、金融、土地、能耗等政策工具,强化政策协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做好动态监测。加强各部门政策协同与信息共享,定期研判重点产业链发展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和潜在性问题,完善重点产业链运行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动态掌握产业链关键环节供需变化、产能布局、技术迭代和配套能力等情况,及时采取规划引导、供需协调、产能优化、行业自律等措施,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引导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二是强化分类施策,根据产业链发展阶段和技术成熟程度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针对技术成熟、产业链完备的传统优势产业,重点是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强化上下游供需适配和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提质增效,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链区域布局。加快完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明确限制低效重复产业补贴、歧视性市场准入补贴的行业与类型,引导地方从单一项目招商向产业链整体培育转变,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建设。针对技术处于成长期、产业链尚未完善的新兴产业,重点是加快补强产业链短板弱项,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链规模化发展,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基础完备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强化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和供需对接,推动创新成果实现低成本、规模化转化,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产业链体系。针对技术尚处于培育期、未来潜力巨大的前沿产业,重点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链关键环节,坚持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培育同步推进,支持各方共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推进颠覆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未来产业链发展新优势。健全完善产业链动态监测机制,根据产业链发展进度、关键环节成熟程度和技术迭代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导向,推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链梯次培育、接续发展。
三是加大要素保障,着力提升制造业产业链协同配套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第一,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集聚。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指挥棒”作用,围绕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鼓励更多经营主体参与研发创新、工业设计、共性技术、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重点领域建设,提高产业链关键环节研发投入集中度,推动优质资源向高端化、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领域集聚,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能力。第二,加大力度培育产业链发展所需的高端生产要素。聚焦先进制造、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产业链重点领域,加快培养和引进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科技研发与产业应用人才,强化产业链关键环节人才支撑。加快数据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渗透应用,推动数据要素在研发、生产、运维、营销全链条赋能增值,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资源优化配置,在制造领域推动形成更多产业链数字化协同典型应用场景。第三,完善产业链国际化布局和出海服务体系。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抱团”出海,推动龙头企业带动配套企业协同开展国际化布局,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完善本地供应链,主动参与东道国港口、电力、物流枢纽等关键基础设施投资,增强海外产业链配套能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新型工业化研究部副研究员 颜蒙)